片断：纂类与著述学问与功力之辨，推言之，则又有纂类与著述之辨。当时汉学家相率慕为王伯厚、顾亭林、阎潜邱之札记，实斋论之曰：为今学者计，札录之功必不可少。然存为功力，而不可以为著作。与林秀才，文史通义外篇三。札录之与著作，自史家言之，则为著述与比类之两家也。实齐举其实例，谓如：班氏撰汉书，为一家著述，刘歆、贾护之汉记，其比类也。司马撰通鉴，为一家著述，二刘、范氏之长编，其比类也。……两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但为比类之业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凭籍，有以瓷其纵横变化。又必知己之比类，与著述者各有渊源，而不可以比类之密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类之整齐而笑著述之有所畸重，则善矣。报黄大俞先生，文史通义外篇三。此其义，实齐畅发之於文史通义内篇卷一之书教篇，其略曰：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书教上。易曰：“筮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间尝窃取其义以（上既下木）古今之载籍，撰述欧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似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曲之故，可谓无不备矣，然诸史皆掌记注，而未尝有撰述之官。则传世行远之业，不可拘於职司，必待其人而后行，非圣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极致，不足以与此。书教下。实齐此论虽为史发，实可推之一切之学术，故曰：圆神方智，自有载籍以还，二者不偏废。书教下。若论当时经学，比类纂辑，拾遗搜隐，正所谓藏往似智也。即名物训诂，典章考订，究其极，亦藏往似智也。此皆记注纂类之事，不得即以是为著作。纂类记注之不得为著作，正即是功力之不得为学问也。学问不能无藉乎功力，正犹著述之不能无藉於纂类记注。纂类记注为著述之所取资，实齐非有所訾议，而纂类记注者不自知其仅所以备著述之资，而自以为极天下之能事焉，此则误认功力为学问，而学问之真境无由远矣。实齐又言之，曰：仆尝谓功力可假，性灵必不可假。性灵苟可以假，则古令无愚智之分矣。与周永清论文，文史通义外篇三。盖记注比类，惟在功力，著述创造，有俟乎智慧，即实齐之所谓“识”，而其本则存乎人之性灵也。然为学者终不能长止乎功力而不求进於学问之成，则记注纂类，终必以著述创造为归宿。故实斋又言之，曰：经之流变，必入於史。与汪龙庄书，文史通义外篇三。征实者必极於发挥，纂类者必达乎撰造，盖经以藏往，而史则开来也。此处“史”字应本述造而言。实齐本此见解，故论学颇重文辞，曰：语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著述一途，亦有三者之别：主义理者，著述之立德者也；主考订者，著述之立功者也；主文辞者，著述之立言者也。答沈枫墀论学，文史通义外篇三。又曰：札录之功，……不可以为著作。……既以此为功力，当益进於文辞。……孔、孟言道，亦未尝离於文也。但成者为道，未成者为功力，学问之事，则由功力以至於道之梯航也。文章者，随时表其学问所见之具也；劄记者，读书练识以自进於道之所有事也。与林秀才。又曰：古人本学问而发为文章，其志将以明道，有所谓考据与古文之分哉？又自注云：“天下但有学问有数，考据者，乃学问所有事，本无考据家。”与吴胥石简，文史通义外篇三。立言之士，读书但观大意；专门考索，名数究於细微；二者之於大道，交相为功，殆犹女馀布尔农馀粟也。而所以不能通平大方者，各分畛域而交相诋也。答沈枫墀论学。立言即著述，考索犹记注纂类矣。凡此皆实斋特提文史之学，以为当时经学家补偏救弊之要旨也。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