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的是平等。我没有说相同。――雨果《九三年》所有关于女人的追问都是关于性别的追问,也就是对我们文化的追问。大约10年前,即20世纪90年代初,我的朋友王政博士(现为密歇根大学妇女学副教授)回国。恰逢她孩子生日,我买了个娃娃做礼物送去,发现那是个3岁的男孩。怎么能给男孩送娃娃呢?于是心里不安。我向王政表示歉意。她奇怪地问:这有什么不对吗?为什么男孩不能玩娃娃?我说:男孩应该玩飞机坦克变形金刚,培养阳刚之气,女孩才应该玩娃娃培养温柔之情。她又问:这是谁规定的?为什么要这样规定?难道女孩不该有阳刚之气?男孩不该有温柔之情?我一愣。这是一个我从来没想过的问题。之后,我接触了一些西方妇女学的理论,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概念呈现在面前,那就是“社会性别”,英文为“gender”。我试图弄清“生理性别”(Sex)与“社会性别”(Gender)之间的关系。生育带给女人的一系列问题,使得女人无法和男人平等,但是性别之间的不平等不只是因为先天的生理差异,社会文化后天造成的性别差异,更深地禁锢着人们。随着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