臆说前辈（三联书店上榜图书）

　　书中写了十九位老师：德高望重的校长陈望道训示：单单罗列材料，不是研究。系主任朱东润告诫新生“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作家不是中文系培养的”。蒋天枢先生上第一堂课，要每个学生写份履历，“在我的箱子里，至今保存着我教过的历届学生的履历。我一直记得他们，他们也一直记得我……”张世禄先生授课，板书工整漂亮，东写一个字，西写一个词，一节课讲完，黑板上是一篇完整的笔记。刘季高先生讲宋词，没讲义，口袋里摸出一张小纸片，用苏北口音抑扬顿挫地吟诵。不过，《臆说前辈》并不只是为了细说复旦这些著名教授的讲课风采，“牵动我记忆的始终是那些如嚼菜根的苦涩”，“从一代学人经历的坎坷和我们后辈对师长的追念中，可以引出多少可怀、可思、可叹、可悲的教训啊！”比如刘大杰先生，因为在“文革”中修改《中国文学发展史》，被指缺了骨气。四益先生有许多地方写到刘大杰：1965年，毛泽东在上海召见刘大杰，说他读了《中国文学发展史》，觉得“有些问题讲得不对”，并同刘大杰上下古今谈了许多文学史上的问题，萌发了他再次修改文学史的念头。及至“文革”，刘大杰用“儒法斗争”来解释全部中国文学史，曾有人劝他：“你这样做，身后怎么过得去？”他回答说：“我不这么做，现在就过不去”，“相逼甚急。”对于这位老师，陈四益批评他过于看重名位，易于趋时，但也同情他“在许多人靠整垮别人，甚至整死别人来铺设自己晋升的阶梯时，对一个违心修改自己的著作以求苟全的学者，又何必苛求呢？”进而提出“如果我们真的造成了允许百家争鸣的空气，如果没有那种逼迫学者改变自己学术见解的政治氛围”，刘大杰这样的悲剧会出现吗？比如对赵景深先生，读过鲁迅的我们，总是有点“鄙视”的，因为鲁迅先生曾经尖刻地批评赵先生将“银河”翻译成迢迢“牛奶路”。而在陈四益的《记忆中的赵景深先生》一文中，我们读到，“陈子展先生（中国文学史家，1933年起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笔者注）以湖南人的耿直贸然说道：‘赵景深的英文是自学出来的，没人给官费留学。’鲁迅听后默然，再不提‘牛奶路’的话头。”“文革”中，在一次“学习”会上，有人追问赵先生为什么只有中学学历而能做到大学教授。换在今天，这或许是一个友好的询问自学成才的提问，而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却是一个怀疑人侮辱人的问题，和善的赵先生以令人心酸的黑色幽默回答：“学历是我伪造的。假文凭很容易做...[更多内容]

　　陈四益，上海人，自称“年过耳顺而犹未顺”，笔锋尖锐，对世俗腐恶和官场弊习毫不容情。他善读书，更善用书，古典今闻，看似信手拈来，其实都富含深意。尤其是他与丁聪的合作，文图相生，别成格调，被称为"《读书》杂志开篇或收篇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