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期，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各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都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参加劳动锻炼。父亲起初也下去了。1963年’父亲的《刘禹锡年谱》在中华书局出版，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刘禹锡与柳宗元同为中唐时期“永贞革新”集团的骨干人物，在与韩愈进行“天人之际”的哲学论战中又同处唯物主义立场，文学史上常以“刘柳”并称来说明两人的志同道合与深厚交谊。当时，中央文史馆馆长章士钊先生年事已高，很想在自已有生之年完成并出版《柳文指要》一书。众所周知，在“文革”期间出版纯学术著作是难以想象的。由于章士钊先生与毛泽东主席的特殊关系，这一愿望得以批准。章老看中我父亲在“刘柳’’研究方面的学术成就，《柳文指要》中几处引用父亲的成果，希望父亲帮助他校勘全稿。章士钊先生在“文革”中一直受到毛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重点保护与特殊照顾，这一愿望也获特殊批准。于是，父亲从河南干校召回北京，每天早出晚归在章士钊先生家中工作，直至《柳文指要》出版。章老晚年以“孤桐”为笔名，其傲岸挺立的品格也深深感染了父亲。从“文革”过来的知识分子或许都能体会到，在“文革“这特殊的文化环境中发生在父亲身上的这一段治学经历也算是“不寻常”的了。之后，我多次听父亲说起与范文澜、章士钊诸先生交往的一段段趣事，从而对前辈学者的高尚情操与人格风范感到由衷敬佩。1973至1976年，我从插队劳动了近五年的江苏兴化农村来到广州中山大学，有幸作为“工农兵学员”在哲学系哲学专业读了三年大学。当时，我们哲学系的主任是著名教授杨荣国先生。在校期间，我经历了“批儒评法”等“文革”中的诸多“大事”。或许是受父亲研究“刘柳”的影响，我与同班的同学好友袁德金、王义库三人合作，曾经兴致很高地共同撰写了一篇《评刘禹锡（天论）》的文章，发表在当时的《中山大学学报》上。尽管这篇论文有着“批儒评法”的时代烙印，然而，毕竟是我们在认真研读刘禹锡《天论》及相关史料基础上写成并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想不到时隔20年之后，父亲提议与我合作撰写《刘禹锡评传》一书，我之所以乐意接受这一任务，似乎与在中山大学时最初研究刘禹锡《天论》，早就对刘禹锡的哲学思想产生兴趣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治学方法据我所知，在父亲最敬佩的前辈学者中，陈寅恪先生是其中的一位。这几年，中山大学数次主办召开纪念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讨论会，父亲几乎每次都写论文应邀出席了。我读父亲的文章，感觉其文风与陈寅恪先生相似。在治学风格上，父亲最善于写考证细密的文章，文词质朴，言之有据，不作空泛议论，思考推理合乎逻辑，从充实的史料中得出令人僧服的结论。父亲治学一贯勤奋严谨，耐得寂寞。强调做填补学术空白的“真学问”。这要求治学者首先克服浮躁心态，不要幻想走捷径，从认认真真读原著开始，学会发现和搜集第一手资料，不能仅依靠从二次文献中获取。材料的搜集与整理，实际上是做学问的一项基本功，需要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曰积月累，细水长流，聚少成多。父母以前长期在北京工作，我们子女在扬州老家奶奶身边长大。在我的印象中，每当父母从北京回来探亲时，我看见父亲总是抓紧时间在家中或到扬州图书馆古籍部看书，随时在纸上写下点什么。我发现，这实际上是父亲每时每刻都在注意搜集对研究课题有用的材料，并不时为自己所发现、搜集的每一条新材料而高兴。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搜集资料需要有一种“竭泽而渔”的勇气。我想，这或许就是父亲为什么能做出那么多唐代诗人年谱（包括《刘禹锡年谱》、《元稹年谱》等）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治学门径而言，做《年谱》需要长期的学术积累与扎实的学问功夫，这是文史哲类人文学科领域中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而文史互证是父亲治学所采用的主要方法。学术价值归结到一点，在于求真、务实、创新，注重学术观点的原创性。创新是为了求真，求真必须务实。求真、务实、创新的前提是对历史文献的准确把握，这需要进行细致的考据、校勘工作，需要艰苦的研究探索。从研究课题来说，要善于发挥自己的知识结构所长，并随时把握学术前沿最新动态，敏锐地挖掘和选择别人未做过的课题；从研究过程来说，要善于从一系列偶然现象中提炼出必然规律，从琐细之处推向宏观高度，将个案考辨与整体观照融贯为一体，以便从中得出新的结论。人们通常说，文史交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因而文史互证这种独特的研究方法就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父亲说自己的治学方向，五十岁以前偏重于唐诗，五十岁以后偏重于唐传奇。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唐代是传奇小说极为兴盛的一个时期。唐代传奇小说不仅文笔优美、隽永超过六朝志怪小说，而且为后人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原始史料。唐传奇的内容大多源于史传，它通过虚构的人物故事形象化地反映当时的社会风尚和历史事实。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说：“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设幻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可见，明代文人已注意到唐传奇小说的创作态度与六朝志怪小说之区别。《唐传奇新探》是父亲新近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本研究唐传奇的专著。父亲研究唐传奇的独特性，是以小说写作的历史背景为出发点，从传奇作者的政治态度入手来探求作者的创作意图，对唐传奇的研究取得新突破。例如，《新探》考证出《开元升平源》意在揭露玄宗时张说阻止姚崇入相之内幕，以说明唐宫廷内部及官僚集团之间各种复杂的政治斗争情况；考证出《李娃传》意在讽刺名教虚伪，与唐代“牛李党争”事件本无关涉，以纠正前人研究中穿凿附会之错误；考证出《长恨歌传》意在以玄宗时事开悟唐宪宗以借古讽今，是当时人对统治集团的规劝和批评；考证出《河间传》是受永贞革新牵连而长期被贬的柳宗元对唐宪宗的直接指斥；考证出韩愈著《毛颖传》意在自鸣其生平之不幸遭际，感慨文人怀才不遇，以说明作家本身的思想发展与心路历程；考证出《柳毅传》是李朝威为赞成二王八司马之“永贞革新”，同情柳宗元及王叔文诸人而作，等等。书中精彩之处很多，诸如此类对于了解有关历史事件真相及理解文学作品内涵都有相当的启发作用。学术追求陈寅恪先生认为，人文知识分子的学术品格是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这一意义上说，人文学科的传世之作，大多具有独特的学术个性。进行沟通文史的学术尝试，需要治学者具有广阔的史家视野与深刻的问題意识，要求做到通博与精深的统一，而这正是父亲一贯的学术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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