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王蒙最惬意的暑期生活就是在北戴河，上午写作，下午游泳。大约1994年夏日一天，他路过北戴河海滨公园，看见许多人聚拢在公园门口，熙熙攘攘，来来往往，伸脖踮足，顿足捶胸，煞是热闹。王蒙凑过去一看，才知道他们在参加一项摸彩游戏。王蒙被吸引住了，便驻足观看，越看越觉得有趣，而且浮想联翩。王蒙在长篇小说《暗杀——3322》结尾，借男主人公李门的嘴，对女主人公冯满满介绍了这个游戏。冯满满是位性感漂亮、争强好胜的女人。她和李门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大学同学，李门出身好，品学兼优，冯满满看上他前程似锦，便和他恋爱。不料李门即将被打成右派，冯满满便悄悄地约他到公园，把处女贞洁主动献给他后，随即宣布与他分手。冯满满很快与另一位同班同学、正当红的调干生侯志谨打得火热，并无情揭发李门以划清界线。李门被发配到边疆当工人，侯志谨留校当党政干部，冯满满与侯志谨结婚。冯满满还认了一个高级干部为干爹，帮助侯志谨官运顺利，当了系里的书记。文革后，李门回到了城市，由于业务强，便芝麻开花节节高，差点儿当了副院长，而没有业务的侯志谨越来越不吃香。冯满满又转而和李门亲密。冯满满又与她当年彻底决裂的逃往美国的地主父亲联系上，并撇下侯志谨，设法去了美国。数年后冯满满回国，约李门在槟榔屿咖啡厅见面，头发已白、显得潦倒的冯满满对李门说：“我是问你，你相不相信命运？”满满穷追不舍。李门皱起了眉头，他想了想，说道：“我现在就给你讲一讲命运的故事吧。我要讲得很长很长。从去年，咱们这个城市的东郊公园的门口，出现了一种抓彩的游戏。游戏的经营者拿出四种颜色的彩色玻璃球，比如说，黄、红、黑、白，每种五粒，四种二十粒。他把二十粒球放到一个口袋里，让游玩者信手去抓十粒来。玩这个游戏不用交钱，他们就是以免费玩游戏来招揽顾客的。他规定，如果你抓出来的玻璃球四种颜色的比例是5500，你将得到重奖——一台佳能相机或者一个德国造望远镜。如果比例是5410或者5320，奖品也很可观：比如一条万宝路的香烟。4411呢，奖品是一个钥匙链或者一个一次性打火机。如果是4321呢，没有奖品，反过来你要交款一元，仅仅一元。而如果球的颜色比例是3322，比如说，是三个黑球，三个白球。两个红球，两个黄球——其他类推——你就要被罚：交五元人民币。他的奖品摆了出来。玩是免费。再说你乍一看，得奖的机会似乎比受罚的机会更多：至少有四种比例你会不下本而得奖，另一种比例你小小地交一点钱，作为游戏的代价，一块钱确实也不算什么。你知道咱们这儿一斤猪肉多少钱了吗？众多的可能性之中，只有一种才是最糟糕的，3322。你得罚五元钱。我旁观了好久，真有意思呀：我这么说吧，十个人里，至少有七个人抓出来的是3322。太公平了呀！可能有一两个人是4321，这个比例也还是公正的。十个人里可能有一个半个的得一回钥匙链打火机什么的，那就是十分幸运的人了。至于得重奖的，理论上是可能的，实际上却几乎是不可能。其实，这只是一个最简单的概率或者叫做几率的问题，能够算得出来的。我旁观了好多天，我终于明白了，这就是命运。命运其实是一种数学，很精确的。那些梦想不花本钱就得奖的人，那些事事想占便宜，处处希图侥幸的人，当他们一抓就抓出一个3322的时候，他们大骂自己的手“臭”，他们大骂自己的运气不好。哪里知道，这一切都是小贩事先预计到了的。四种颜色的球的数量不会相差太远。就是说，命运其实是最公正的东西。上帝也是这样，他的最伟大之处就体现在数学的公平与准确里。命运是数学，命运最公正，怨天尤人的是人是太没有数学的基本常识了。我……说得太远了，你懂得我的意思吗？”“李子，你不该这样给我上数学课，你太让我失望了！我恨你！”满满显然十分不满意他的数学等号命运论。多么杀风景的李门呀！她不再说话，她哭得死去活来。李子的一席话，当然是杀风景的。美色撩人、大胆决绝、机关算尽、企图在人生所有的阶段都占便宜、占上风的冯满满，在色衰鬓白、身心疲惫、回天无力的时候，初恋老情人给她上了这么一节数学课，下了这么一段前世已定的判词，冯满满除了伤心落泪，还有什么话可说？北戴河公园那个熙熙攘攘的游戏，王蒙并没有参加，他一直在那儿观看。他看出这是一个骗局，他悟出一串人生的命数，而这命数，就装在设局小贩的口袋里。达芬奇画《最后的晚餐》，把犹大的脸隐蔽在黑暗里，明处抢眼的是犹大右手紧攥的钱袋，正是那口袋里的金币，让犹大出卖掉了上帝的儿子——耶酥的命。你弄不清，是口袋的力量比上帝的力量大，还是上帝和口袋同谋，杀死了他的爱子。北戴河公园那一慕紫陌红尘，也是可以入画的：一群求财心切又骂不迭自己手臭的男女：几个文化不高却精明通灵、设下大骗局的小骗子；一个四色彩珠铿锵做响、奇妙变幻的口袋。在这骗局的门槛，立着一位冷眼观察的哲人，那哲人边观察，边思考藏在口袋里的上帝的神示和人类之命运。这不是很好的古典绘画题材么？一半是拉斐尔，一半是勃鲁盖尔。王蒙喜欢数学，他中学数学老师在王蒙当了大作家之后，仍然为他可惜，说王蒙如果当年听他的话，成绩比搞文学要大得多。王蒙反复玩味3322，证实了他的数学兴趣，没搞成数学，也不妨找个茬子过一把数学瘾。让我们与王蒙一道，玩味玩味这3322。为什么是3322？如果规定掏出八个球，就是2222；如果是十二个球，就是3333。王蒙指出，那样想就错了，只能是十个，只能是3322。因为每个人的命运，虽然差不多，但又不是完全相同的，它是参差不齐的。三和二是一种参差；四种颜色，譬如黑、白、红、黄，也是一种参差。就是说，人的命运不同，但差不了太多。而十分之七的人是3322，十分之二的人是4321或4330，这又与王蒙对社会的观察有关了。他的经验是：人类事物中，极端是少数的，绝对的黑与白、左与右、敌与我、正与谬是少数的，大量存在的是中间状态、过渡状态、无序状态与自相矛盾状态，可调控状态、可塑状态等等。因此王蒙在做人待物上坚持常态或常识原则，“在没有绝对的把握的大量问题上，中道选择是可取的”。这又与孔子的中庸在大致相同的情况下，又有不同了。但是王蒙承认特例。毕竟还有十分之一4222、4411、4330甚至5500的可能。2002年10月，王蒙在中国海洋大学演讲，再次提到3322的话题。他说，5500几乎不可能，如果在座的哪位同学摸出了5500，我愿意把我的演讲费和大部分收入全部奉送给他。1998年我随王蒙去新加坡。新加坡商会会长林方基说：摸彩得头等奖的机会，和坐飞机失事的机会大致相同。王蒙听罢，哈哈大笑，觉得非常有趣。王蒙后来说，如果一个人的好运能到5500，能到飞机失事那样一种程度，那就谁也挡不住，服了他、认命算啦。……王蒙对3322还有许多发挥。记得作家张承志说过，他数学学到四位数乘法，便觉得头疼。鉴于笔者在数学方面与张承志相比，属于非三即二一族，所以不敢再跟着王蒙一起过数学瘾了。王蒙说：“这是一个丝毫也不复杂的几率问题，数学家当可为之列出公式。”我听过几个数学出身的朋友评价王蒙的3322，他们都同意这是一个不复杂的几率问题，但迄今为止，尚没有一个人为之列出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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