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将妻子当帽子

　　奥利弗·萨克斯被誉为“二十世纪伟大的诊所作家”，开创了人物传奇与医学科普相结合的独特体裁。他的所有作品都风靡欧美，本书是其中最杰出的一部。这些诊所故事稀奇古怪，令人震惊：所述的神经病患者全都迷失在一个个荒诞离奇的世界，有的失去了记忆、失去了大部分过去；有的辨不清人及普通物体；有的严重抽搐，不断做出鬼脸怪相；有的淫言秽语，却不能自已；有的四肢已成异己，仿佛灵魂脱壳；有的弱智却能显出超人的艺术才能和数学天赋……在萨克斯富于同情的生花妙笔下，这些故事饱含着浓郁的人情味。[前言]序言帕斯卡说：“著书最后要解决的问题是撰写要放在最前面的内容。”因此，当我把这些奇特的故事写完了，集好了，整理妥当了，并给它选了个题目，引用了两句卷首语，现在我要做的就是要检查一下自己已经做了些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卷首语的双重性，以及两者之间的鲜明对照——其实，这就是艾维·麦肯齐在医生和博物学家之间所作过的对照——就是我内心某种双重性的真实写照：我觉得自己既是个博物学家，又是个医生；我既对疾病感兴趣，又对人感兴趣；而且，我可能既是理论家又是剧作家（虽然两者都不太合格）；我既喜欢科学的精确性，又爱好传奇故事的浪漫性，并且在人类环境中，尤其是在典型的人类疾病的环境中，发现这二者兼而有之——动物会染上疾病，但惟有人会彻底地陷入疾病之中。我的工作，我的生活，都与病人息息相关——但正是病人及其疾病才驱使着我去进行思考，没有病人，没有疾病，或许也就没有我的思想。二者的关系如此紧密，我不禁要像尼采一样发问：“至于疾病嘛，难道我们不总是想问：没有它，我们还能活下去吗？”——因此，又情不自禁地想去理解疾病所提出的种种基本问题。病人不断地促使我提出问题，而问题又不断地促使我去接近病人——因此，在本书的故事或研究中，我总是不停地从一个故事跳到另一个故事，从一个研究窜到另一个研究。研究？对，是研究。为什么是故事或病例呢？希波克拉底提出了病历的概念，认为疾病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即从起始的预兆到高潮或危象，再到愉快的或致命的解除。因而，希波克拉底提出了病历的概念，即对疾病自然历史的描写或描述——可以用“病理学”这个旧词来准确地予以表达。这些病历是自然历史的一种形式——但它们不能告诉我们任何有关个体及其历史的信息，不能给我们传递任何有关人以及人在面对疾病挣扎着想活下来时的那种经历的信息。在那种刻板的病历中没有“主体”，现代的病历在提到主体时常使用一个不太精确的词语（“二十一岁的雌性三染色体白化病患者”，该词语既可指人，也可指老鼠。为了恢复“人主体”——那个受苦受难、勇敢拼搏的人主体——的中心位置，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化病历，将其写成叙述或故事；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既有一个表示动物的“什么”，又有一个表示人的“谁”，才会拥有一个与疾病——与身体——相关的真正的人，病人。病人的基本存在，在高级神经学和心理学中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这里与病人的人格休戚相关，而且，对疾病的研究与对身份的研究是不可分割的。这些疾病以及对疾病的描述和研究的确需要一门新的学科，这种学科我们称之为“身份神经学”，因为它所要讨论的是自我的神经基础，这是关于思维和大脑的一个古老的问题。在精神和身体之间，肯定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即范畴的鸿沟；但是，研究和故事同时并存，二者不可分割，与精神和身体都休戚相关——特别令我着迷的正是这些，而我要在此（作为整体）进行描述的也正是这些。因此，研究和故事可以将精神与身体之间的距离拉近，把我们带往机理与生命的交叉地带，从而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生理过程与传记之间的相互关系。人情味颇浓的诊所故事，它的传统在十九世纪一度达到了顶峰，然后由于客观的神经病科学的出现而走向衰落。卢里亚曾写道：“描写能力对于十九世纪的杰出神经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来说是如此的普遍，而现在却几乎已销声匿迹了……这种能力一定要得到复兴。”他本人最近出版的著作，如《记忆高手的思维》和《拥有破碎世界的人》等，都是试图为复兴这种传统所做的一些尝试。因此，本书中所写的这些病历援用了古老的传统：既援用了卢里亚提到的十九世纪的传统，又援用了第一位医学史家希波克拉底留下来的传统，还援用了史前病人总是给医生诉说他们的经历的传统。古典的寓言故事常常都有各种原型人物——英雄、勇士、受害者和殉难者。神经病患者则将这些人物的特征集于一身——而且，在这里讲述的奇特故事中，他们的特征还远不止这些。如果我们套用这些虚构的或比喻的术语，那么如何给本书中的“迷失的马里纳”或其他一些奇怪的人物归类呢？可以说，他们是旅行家，来到了一些难以想像的土地上——要不是因为他们，我们对这些土地根本就不会了解，或者根本就没有概念。他们的生命和旅程，为什么在我看来好像具有寓言的特征呢？为什么我要把奥斯勒《天方夜谭》中的比喻用做我的卷首语呢？在谈论病例时，我为什么还要情不自禁地提及故事和寓言呢？原因就在于此。在这样的领域中，科学的精确性和传奇故事的浪漫性强烈地要求走到一起来——这里，卢里亚喜欢提到“浪漫的科学”。它们走到一起来，在事实与寓言的交叉点上会合，（就像在我的著作《觉醒》中一样）这个交叉点就成了这里要描述的患者的生命的基本特征。但是，什么事实！什么寓言！我们拿它们比做什么呢？也许我们没有任何现存的模式、比喻或神话。新象征、新神话的时代可能已经来临了吗？本书中有八章已经发表：其中，“迷失的马里纳”、“手”、“孪生兄弟”和“孤独症画家”发表在《纽约书评》（1984，1985），“威蒂·泰西·雷”、“错将妻子当帽子”和“回忆再现”发表在《伦敦书评》（1981，1983，1984）——其中，“回忆再现”的简写本称为“音乐耳朵”。“戴着水准仪”发表在《科学》杂志（1985）。在“不能自拔的怀旧”中可以看到对我的一名患者的最早描述——他就是《觉醒》中罗斯·R，的“原型”，也是哈罗德·平特受《觉醒》的启发而写成的《一种阿拉斯加》中德博拉的“原型”（该文原来以“左旋多巴引发的不能自拔的怀旧”为题发表在1970年春季刊的《柳叶刀》上）。在我的四篇“幻象”中，头两篇曾以“诊所怪人”为题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1984）。两个短篇摘自以前出过的作品：其中，“他从床上掉了下来”摘自《单腿直立》，“希尔德加德的幻觉”摘自《偏头痛》。其余十二篇均写于1984年秋冬间，还是全新的，尚未发表过。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我的编辑：首先感谢《纽约书评》的罗伯特·西尔弗斯和《伦敦书评》的玛丽—凯·威尔默斯；然后，还要感谢纽约SummitBooks的凯特·埃德加、吉姆·西尔伯曼，和伦敦Duckworth的科林·海克拉夫特，他们为本书的最终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我的神经学家同行中，我要特别感谢已故的詹姆斯·珀顿·马丁医生，我曾把“克里斯蒂娜”和“麦格雷戈先生”的录像带放给他看，并与他一起对这些病人进行过充分的讨论——“灵魂脱壳的女人”和“戴着水准仪”就曾承蒙他的赐教。感谢我过去在伦敦时的“上司”迈克尔·克雷默医生，他在看了《单腿直立》（1984）后也曾描述过一个他自己的非常类似的病例——这些内容如今都囊括在“他从床上掉了下来”一文中了；感谢唐纳德·麦克雷，他那个独特的视觉失认症的病例与我描述的病例简直有着喜剧般的相似，我在写完我那篇文章的两年之后才偶然地发现了它——该文被摘录到了“错将妻子当帽子”的“后记”中；而且，我要特别感谢我亲密的朋友和同事——纽约的伊莎贝尔·雷平，我和她一起讨论过很多的病例；她介绍我认识了克里斯蒂娜（“灵魂脱壳的女人”），而且当何塞，那个“孤独症画家”，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就认识了他多年。我希望能感谢我在故事中所谈到的各位患者（以及某些病例中患者的亲属）的无私帮助和慷慨奉献——他们虽然知道（就像他们通常所知道的那样）自己并不能从中直接获得什么好处，但还是允许我，甚至还鼓励我描写他们的生活，希望别人能够了解它，理解它，将来有一天能够治愈它。跟《觉醒》一书那样，为了照顾个人隐私和专业隐私，患者的真实姓名和环境的某些具体细节均已做了改动，但是，我真正的目的向来就是保留他们对生活的基本“感情”。最后，我想要感谢的——不仅仅是感谢——是我自己的导师兼医生，在此，谨以此书敬献给他。奥利弗·萨克斯1985年2月10日于纽约

暂缺《错将妻子当帽子》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