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收的文章都是我在世纪之交两三年里写的。冷战结束后，许多人以为天下从此太平，人类不会再有什么悲剧和灾难，历史已经穷尽了它的可能性。接近世纪末时人们更是翘首以盼，以为新的希望和新的幸福会与新的世纪同时降临。在人 类历史上，这并不是第一次。在19世纪末，也同样出现过类似的情景，只不过那时的人们，还未见识过世界大战、死亡营、原子弹和古拉格群岛。虽然他们有理由乐观，但要不了多少年，“全欧洲的灯火都要灭了”（Edward Grey语），“人类史上最血腥动荡的一个世纪”（Williamm Golding语）就将到来。可是，经历了“人类史上最血腥动荡的一个世纪”的人们，乐观的理由在哪里呢？核战争的阴影真的消失了，还是越来越多的人拥了核武器？死亡营和焚尸炉是没有了，可是卢旺达和别的地方的种族 屠杀和清洗不是同样使人毛骨悚然？不管古拉格群岛是否已是一个历史名词，“老大哥”无处不在的眼睛，不是照样可以感觉得 到？更何况人类是被海湾战争、车臣战争和科索沃战争这一连串的战争送人21世纪的。迎接新世纪的不光有粉饰太平的礼花和鞭炮，更有实实在在的重磅炸弹和火炮。然后，就是”9·11“、接踵而至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谁能把这些看成是新世纪的吉兆？当然，消费社会的“甜蜜生活”是很容易使人们忘记周围真 实的苦难和不义的。在明智的人看来，对房子和车子的追求远比对真理的追求更为实在。更何况现十《性及其种种制度有足够的办法轻而易举地制造一个虚幻世界和一种意识形态，让我们心安理得地只为物欲的满足与否而痛苦或欢乐。它们也很容易让人们各就各位，在制度化的专业里以高尚的专业活动和专业操作代替真实的思想，以至于思想也渐渐进入濒危物种的行列。在现代性的条件下，理论很容易僵化为制度，成为制度的工具和同谋，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其实已向我们暗示了这一点。要突破现代性的体制，首先需要的是良知，良知先于理论。这里收的许多文字，在有些人看来，可能不算是严格的学术论文。的确，它们的写作既不是为了完成科研指标，也不是为了 完成科研项目，它们都是在良知的驱迫下，不得不写下的。昔日 孟子言：“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我也是如此。这个世界 并不是一切都有了结论，我们只要一再重复那些结论就算是在思想．就可以心安理得；相反，它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不断发生 的各种事件不仅闻所未闻，甚至也是人们无法想像的。我不但不愿意为此而放弃自己的思考，反而愈加希望能通过对它们的思考而切实地追寻真理，尽管“真理”这个词在当今世界的使用频率越来越低。面对世界的荒唐，思想不应该沉默；虽然有时沉默是至高的境界。哲学于我不是形而上学的游戏，而是对这个世界及其事的思考和对真理的追寻。哲学不是另—个世界里的东西，它倒是泰一样，——旦离开了大地，就失去了切力。正是在屈从于一种学院体制后，哲学的地位才江河日下。学院里出不了真正的哲学家，尽管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他们也会在学院教书谋生，如黑格尔、杜威和海德格尔。但学院体制正在葬送哲学。也许可以将哲学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专业的哲学；一种作为生命的哲学。前者与人生无关，也与哲学家无关。后者则相反，它是生命对真理的承诺。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的哲学总是激动人心的。我可以写学院式的论文，这里收的有几篇文章是很规范的学院式论文；但我并不觉得学院式论文就一定比别的文章有价值。我不反对学院规范，而反对以学院规范扼杀思想。如果哲学真如黑格尔所说，是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那么哲学文字的真正价值就看它们是否思考并揭示了自己的时代。这几年来我的这个信念与日俱增，这就是为什么我这几年写的东西几乎都可以归在实践哲学的名下。它们首先不是要讨论什么“学术”问题，而是要记录我对这个时代的思考。知我罪我，非所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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