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人，尤其是工业化国家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已经忘记，充满斗争的政治历史是与最终出现的广泛的财富共享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们把自由市场，而不是政治行为，看做是财富与社会正义惟一可靠的保障。这种健忘提醒人们，残酷的历史教训很可能会重演。比准确地牢记过去更困难的挑战是，从其自身的角度看待未来。除非信奉粗俗的宿命论，否则就没必要认为历史的模式会盲目地再现。人类演员们可以确定不同的结果。历史只是在人们和社会不能清晰地看懂事物并抓住其新的含义时，才会重演。现在，世界经济有了平衡的新支点，它已与马克思所描述的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直接斗争完全不同了。这种新的支点就是创造财富和收入的机会从较为古老、富有的社会向较为贫穷的社会的转移。即使它存在着最丑恶的剥削的一面，生产性分散过程（theprocessofproductivedispersal）具有产生与过去发生戏剧性分离的能力，这是打开全球范围内具有更大平等性的缺口。而正是这个缺口会造成经济损失并加剧那些古老而富有的国家内部的社会紧张，在那里，不平等的加深以及被边缘化的人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不仅仅是美国，乃至全世界，正在经历着生活水准方面巨大的改善。”华尔街的经纪公司，波士顿第一代表处的退休首席经济学家艾伯特·乌泽卢尔（AlbertWojnilower）这样说道。例如，由于来自全球市场工资平等的巨大压力，20多年来，美国的平均I资在不均衡地逐渐下降。在其他一些主要国家，收入的下降也开始出现。随着这种情况的发生，即便富国和穷国之间总的不平等在缩小，发达国家公民之间的不平等却在严重地扩大。有了全球化商业的自由运转，像艾伯特·乌泽卢尔这样灵通的观察家便会认为这种协调一致的形式会持续多年，可能是几十年。“我认为这种趋势连善良的上帝也阻挡不了，也许富有进攻性的东南亚可以，”乌泽卢尔嘲弄道。两种现实之间的摩擦，构成了趋同的复杂的两难状态。这种摩擦激发了人们的具有矛盾的反应，这是本书许多地方会出现的一种具有冲突性愿望的主题。对于有组织的劳工来讲，最出名的老问题是——你站在哪一边？——在劳工与资本之间要做出一个鲜明的选择，这个答案由于新的环境会显得异常复杂。总的来说，这个新的世界使得至少在抽象的理论上属于同一阵营的人们之间产生了矛盾——工人与工人之间的对立。那些老的、较富裕的工人与新雇用的穷工人之间的对立。你站在哪一边呢？工业发展的历史使世界各地的人们学会了将经济秩序看成是一个阶梯。有的人在阶梯的高处，而有的人则正努力向上爬。全球化的新动力使人们在心目中产生了另一种不同的比喻——跷跷板——在游戏中，一些人落下，以使另一些人可以上升。不管比喻成阶梯还是跷跷板，都不是令人满意的比喻，因为两者都会引发愤恨与敌对。它们都不可能有望通向一个繁荣稳定、公平宽容的全球体系，因为两者从内在上看均依赖于利用社会和人民之间的不平等性。阻碍全球化进程的政治诱惑——通过或多或少地瓦解这一体系的方式来阻止这一侵蚀的发生——在发达国家肯定会变得越来越强，因为损失正在增大。卢德派式的补救方法——一场自我保护式的政治动荡，也许可以阻挡这一恶化的趋势，至少暂时对某些人来讲是如此，但对所有人而言，它也可能会彻底破坏这个体系。这种政治动荡发生的可能性对畅通无阻的革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甚至会导致其某一方面的停顿。如果只是一些国家，正如许多国家现在所做的那样，对市场采取自我保护措施，这个体系仍然可以维持。但如果每个国家都这样做，商业就会剧减。以前，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它导致的是普遍的灾难并最终引发大规模的战争。美国汽车制造协会对这些规则提出抗议，并要求美国政府予以反对。但是，在美国务汽车公司积极采取行动争相进人中国市场的热情面前，这些抗议显得苍白无力。尽管对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持怀疑态度，但世界上没有哪家主要汽车制造商愿意放弃到中国投资的机会。通用公司和丰田公司均设立了技术中心，并派出了工程师。福特汽车公司对设立配件——包括生产出租车和货车用的玻璃、橡胶、仪表面板、加热器和空调——的工厂十分关注。尽管克莱斯勒在北京生产了10年的吉普车，但在与奔驰和福特公司竞争10亿美元的开发新型小货车的项目中，仍是奔驰公司中标。尼桑公司在获得制造汽车的权利之前，只生产主要部件：发动机和传动装置。大众公司努力保持其先驱者的优势，并大张旗鼓地向中国人保证：大众车有一天会在日本市场销售。韩国在汽车销售上具有地理优势。大宇公司在追逐“人民轿车”项目，并提议在中国制造发动机和传动装置，然后运回韩国装配低价汽车。这些汽车将与日本汽车在亚洲市场上一争雌雄。“中国可以利用韩国这张牌来排挤日本和美国的汽车公司。”一位日本汽车行业执行主管曾在北京预测，“在成本上，没有人能够和中国与韩国的联盟匹敌。”1995年后半期，通用公司和奔驰公司在第一轮汽车竞赛中胜出。通用公司被授权与上海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合作一个10亿美元的项目，从事家庭轿车的开发制造，在那里，大众公司仍将在上海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生产并继续实施其10年生产计划。奔驰公司将在中国南部制造小型货车，而福特公司、克莱斯勒和丰田公司无疑是目前的大输家。如果金融价值的确是未来价格的估算，尽管投资者、股票交易人和经济学家进行大量的技术分析，这种价格当然仍不可能完全具有合理性或科学性。事实上，做出这种估算的金融市场犹如蜂屯蚁聚，有时甚至就像一群乌合之众，因为这种市场的参与者必须时常对彼此的行为以及经济现状做出反应。这群投资者操纵着价格的变化，即使有些机敏的交易者有时候知道这群投资者的行为是错误的，但他们仍尊重这些人的做法，因为他们的举动也会改变资产的估计价值。投资者都是一群情绪不稳的人，而并不是科学家。金融市场这种古老的真理早已被经济史学家载人经济狂热和崩溃的史册之中，精明的市场玩家也早已了解这个真理。然而，奇怪的是，自由市场的经济教条却忽视了这个真理。那些将金融市场吹捧为理想化地方的经济理论学家们很容易被金融流量中复杂而诱人的数字假象以及他们在市场中看到的理论上的完美所蒙蔽（也许因为这些函数与几何研究方法相匹配）。同时，金融市场仍旧蜂屯蚁聚，仍然对未来做出错误的判断。当投资者被狂热所误导时，这种错误会是灾难性的产残酷的现实是，这种蜂屯蚁聚的力量在经济生活中日渐强大。在上一代人的岁月里，随着全球主要国家政府取消对金融资本的控制，全球金融市场的聚集力量已迅猛扩张。但是，金融力量的聚集有着更为基本的原因：金融资产价值的增长比任何其他增长快得多，几乎如同瞬间的爆炸一样快速。根据麦肯锡这家为全球跨国银行和工商企业服务的咨询公司估计，在1980～1992年间，发达国家金融资产的股票总数每年以60％的速度增长，是基础经济增长的两倍。金融之所以能如此轻而易举地成为全球经济的支柱，其原因在于，相对其他行业而言，金融的成长规模更大。到199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发达国家的金融资产总计35万亿美元，是这些国家经济总产值的两倍。麦肯锡公司还大胆地预测，到2000年，总计将达到53万亿美元，是这些国家经济总产值的三倍。根据该咨询公司的估计，目前这些国家的金融资产是其出口量的1．3倍，而且马上会达到19倍。这些统计资料表明，全球经济体系正在发生背离。不管人们认为金融价格可靠还是虚假，其上升的速度的确比共同的经济活动快得多；而其上升的基础可能是这些共同的经济活动。换言之，从其价格曲线来看，金融的前景似乎极为可观。至少，其投资的希望可以成为现实。价格的上涨只能部分地解释资产迅猛增长的原因。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也遵循了一种基本的物理定律。免受战争和萧条之类的灾难性干扰的扩张时期愈长，高效益的储备总积累就愈大。换言之，长期的和平和繁荣不可避免地会滋长失调，而这种失调来自“积累劳动”的增加。这应该是人们欢悦而不是忧郁的原因。这种恶性循环不会由于平衡预算而好转。的确，财政秩序的成就只能将事情弄得更糟。设想如果共和党保守派承诺美国先行一步，先于其他国家恢复预算平衡，人们普遍认为这会使美国在其他经济对手中占优势，而这些对手会依赖较低利率的不可靠的承诺。然而，全球现实是将更高的利率加于每个国家身上，不管其财政状态如何。十国集团的调查指出，财政赤字是一个共同的问题：“对财政赤字中实际利率变化的影响现已涉及所有进入全球金融体系的国家，”该报告说，“这意味着在财政政策的合理性方面有共同的利益。”那么，假设所有的发达国家在一定程度上立即共同改正财政混乱的状况，其经济后果将会是戏剧性的，更令人失望：随着政府减少收入，减少公共开支，并停止新的借款，整个需求便会萎缩。例如，财政秩序会要求美国将国内需求减少2％之多，德国2．5％、日本3．7％、法国5，2％、意大利7％、英国4．9％等等。如果出现这样的事情，那将对全球提出一个有趣的挑战：政府理顺了财政之后，用什么弥补丧失的需求——收入、销售额还是利润？全球的资本需求当然会减少，但个人储蓄也不会增加，因为经济增长停滞时，不可能出现储蓄积累的奇迹。后果将是普遍的紧缩开支，统计上的财务平衡建立在人们的整体失业和经济资源的基础之上，更不用提扩大的社会疾苦。在债务增长和利率上升这一金融问题上，导致这种混乱的真正原因是“全球一体化”的新经济。工业生产的全球化将重要的新兴生产国推向上升的道路，同时也动摇了固定的传统经济地区普遍繁荣的基础。旧的政治秩序无休止地谈论着这些变革，但始终抓不住要点。在欧美，围绕政府所展开的一般性政治辩论受到食利者的阻挠：当选政府无能，它的所作所为无法改变经济结果。然而，美国政治的焦点多少仍放在快速经济增长上，而欧洲仍保护其社会福利制度。可以想象，将来的政治会以对社会公共福利不同的价值衡量标准重新给经济增长定义。目前，政治家不会以减慢经济增长的承诺参加任职竞选。甚至美国的保守派也建议减少联邦政府开支、平衡预算并为资本拥有者减税。但他们的观点基于相同的前提：这些举措都是刺激经济快速增长的途径——更多的工厂和更多的就业。但如果中央银行和债券市场阻止经济的快速增长，如果食利者的逻辑将健全的经济看做是一种威胁，他们有何作为？传统的政治正处在危险的死胡同之中——承诺不能兑现，提高公众的信任而又没勇气向统治的至埋名言发起挑战。如果有人对食利者政权整个逻辑中的普遍政策原则置之不理，而假设它具有更深层的历史目的：强迫人们接受资本主义革命性的转变，那么，这种逻辑便开始显示其更大的意义。正像100年前金本位制一样，严格控制旧经济的增长和就业强迫人们去接受已在进行的深入调整——产业重组、采用生产的全球化平台、生活水平的基本下降以及伴随这种发展的财富向亚洲及其他地区的转移。其他竞争中的社会和经济利益受到不稳定状态和恶劣环境的猛烈攻击，被迫防御性地趴下，毫无勇气抵抗自己生命中这些致命的变革。当然，政府中无人有这种坦率的表态，？book_contents=译者序第一部分整体世界第一章山雨欲来风满楼第二章新与旧的对抗第三章马克思的幽灵第二部分拼死挣扎的企业第四章同工同酬第五章“瓦瓦姗2020”第六章自动化第七章“为他们挠痒”第八章发财致富光荣第九章合作资本主义第十章剩余产品的购买者第三部分狂热的资本第十一章炼金术专家第十二章债务枷锁第十三章食利者政权第十四章经济问题第四部分社会问题第十五章“这些恶魔般的黑暗工厂”第十六章螺旋下降第十七章工人阶级兴旺发达第十八章工人当家做主第十九章自然资源管理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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