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华真经注疏（上下册）

　　宙本体论，可以说是一种彻底的“自然主义”。钱穆曾说：“必至郭象注庄，乃始于此独造新论畅阐自然主义，转用以解决宇宙创始，天地万物一切所从来之最大问题，澈始澈终，高举自然一义，以建立一首尾完整之哲学系统。就此一端言，郭象之说自然实有远为超越于庄老旧谊之外者。……故亦必俟有郭象之说，而后道家之言自然，乃始到达一深邃圆密之境界。后之人不复能驾出其上而别有所增胜。故虽谓中国道家思想中之自然主义，实成立于郭象之手，亦无不可也。虽谓道家之言自然，惟郭象所指，为最精卓，最透辟，为能登峰造极，而达于止境，亦无不可也。”《庄老通辨》第394-395页。生认为：“郭象并不主张宿命论，也不认为未来的事情可以预知”，“一类的事物据其理是可以一般地推知这一事物的未来活动，至于具体活动的细节，是不能预先知道的。”“‘理’虽然不能预先知道某一具体活动的细节，但在活动以后，可以帮助理解它的这些活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卷，第145页。综上所述，郭象在宇宙创生论、哲学本体论、以及认识论上，都摆脱了《庄子》中的神秘主义和相对主义，走向了新的本体论哲学自然观。可以说，从何晏、王弼到向秀、郭象止，老庄哲学中的宇宙论思想，已经被彻底解构，魏晋玄学完全以纯粹的哲学本体论取而代之。这就在根本的意义上出现魏晋哲学自然观的转变。如果说，王弼的哲学主要在思维风格上开启了一代玄风，奠定了纯粹本体论哲学自然观的坚实基础，并建立了一个“无”作为自然的本体的话，那么，郭象的哲学则彻底消解了这个最后的本体，达到所谓“澈始澈终”的自然主义哲学（钱穆语）。它不仅从自然的观念对于自然事物的独立存在性，及其意义的本源性进行探讨和考察，而且，还从自然的观点出发，建构了一个理想的社会生活秩序和图景。郭象把宇宙万物和大千世界，主要看成是一个物质性的世界。人自身即是这个物质世界本身之一部分。这个世界原来是和谐合理的，有着内在的运动、发展规律和法则。这就为自然美的发现，建立了客观的哲学基础。同时，郭象对于社会现实的各种制度和秩序，进行了合理性的论证。正如冯友兰先生说的：“郭象的哲学，都是要证明，在自然界和社会中，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卷，第179页。顺应这一切，就是自然。但是，郭象的顺应自然与《庄子》有着根本的区别，他关注并强调人在改造世界中的主体性作用，相对《庄子》的“蔽于天而不知人”，是一个划时代的飞越。

　　郭象（约252～312）中国西晋时玄学家。字子玄。河南洛阳人。官至黄门侍郎 、太傅主簿。好老庄，善清谈。曾注《庄子》，由向秀注“述而广之”，别成一书，“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后向秀注本佚失，仅存郭注，流传至今。郭象反对有生于无的观点，认为天地间一切事物都是独自生成变化的，万物没有一个统一的根据，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上，他调和二者，认为名教合于人的本性，人的本性也应符合名教。他以此论证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的合理性，认为社会中有各种各样的事，人生来就有各种各样的能力。有哪样能力的人就做哪一种事业，这样的安排既是出乎自然，也合乎人的本性。著有《庄子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