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先生（1888—1985）是我国近代杰出的外交家，自1912年担任北京政府总统府及国务院秘书起，历任外交总长，驻英、美、法公使、大使，以及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副庭长，折冲樽俎逾半个世纪，经历过一系列中外关系的大事，在国际上享有盛誉。顾氏自1960年开始，应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之请，用了十七年的时间，耗资二十五万美元，完成了英文稿11000页的口述回忆录。这部长篇回忆录涉及旧中国的外交、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史实，内容极其丰富，是研究近代中外关系史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大年所长，通过陈鲁直大使、贺其治先生，拜访了顾维钧先生，洽商在国内出版回忆录的中文译本；顾氏欣然表示同意，并特意为中文版写了序言。其后，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天津编译中心）受近代史研究所的委托，成立了以袁东衣先生为首的翻译组，全盘承担了此书的翻译任务。翻译组从1982年7月开始工作。参加翻译和校订工作的先后达六十余人，大都是高等院校的学者与社会知名人士。译校工作自始至终严肃认真，不仅力求文笔畅达，忠于原著，而且反复查证史实，务期准确无误。译本的第一分册于1983年5月问世，第十三分册于1994年出齐，全书共600万字。顾氏回忆录中文版发行后，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受到了史学界、外交界及广大知识界的赞许，咸以为顾氏回忆录中文版的出版，是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大贡献。然而，由于该书篇幅浩大，使一般读者难以卒读。为此，顾维钧先生女公子菊珍女士1994年回国时，曾与天津编译中心共同研议，决定出版一部《缩编》，以适应一般读者的需要，并可促进此书的流传。由于回忆录所记述的史实连贯性很强，许多事情的演变过程曲折复杂，盘根错节，缩编工作的难度很大。经过反复研究，确定缩编的原则是：主线不断，层次不乱，大事不丢，文字不变。即基本上保持原著的整体框架与章节层次，抓住主要历史事件，突出关键环节，并力求保持作者的思维方式与文字风格。除正本中“次日”、“两天后”之类的时间用语改为具体时间外，全为中文本原文。缩编是全书的浓缩，不是局部切割，从总体上保持了原著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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