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模式

　　片断：值得记住的是，在柏拉图的观点中，或者更一般地说，在古希腊思想中，国家所保障的自由除了指个人能够实现他在世界上的角色之外，对于个体本身来说并没有多少意义。正如一位评论家正确地指出：这样一种理论“与按照〔作为‘个体’的人之间的〕契约或协议来描述社会关系的理论以及进而认为国家主要在于维护选择自由的理论截然不同”。〔27〕后一种观念从17世纪开始在自由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一观念一定会受到柏拉图的诅咒。他为“公”“私”和谐一致的思想辩护，认为国家在于保障公民实践其天职的基础。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阐述的观点在后来的著述中，特别是在（政治家篇》和《法律篇》中得到了修正。这些著作承认，在与理想国家相对的现实国家中，如果没有人民的某种形式的同意和参与，统治就不可能维持。法治作为一种限定执掌“公共”权力的哲学王之合法权限的方式，其重要性也得到了肯定。非常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一种将君主制与民主制相结合的“混合国家”的理论。这种理论预先提出了后来亚里士多德和文艺复兴时期共和主义者发展的若干观点。〔28〕柏拉图甚至发明了一种比例投票制。类似的比例投票制后来在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等人的著述中也得到了阐述。但是，柏拉图并没有系统地阐发这些思想，他只是把民主制的要素引入理想的统治体系概念之中。他的尝试与一种全新的民主模式完全是两码事。古典的民主模式（见模式I）以及对这种模式的批评，对西方现代政治思想都产生了一种持久的影响：前者是许多民主思想家之灵感的一个源泉，后者则是对民主政治之危险性的一种警告。然而，无论是民主模式，还是对这种模式的批评，在古代城市国家生活之外都不具有直接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影响力。直到意大利文艺复兴以及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繁荣时期，民主模式本身才被重新引入欧洲的政治思想当中，尽管在卢梭以及后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公民直接参与的思想在许多方面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新评估、阐发和倡导。与希腊其他政治思想家的批评指责一样，柏拉图的批评在近期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为正如一位评论家正确指出的那样：他有关民主政制之道德局限性的论述“从来没有被超越”。〔29〕如何认真地对待他的批评意见，并把它运用到其他民主模式上，这是我们以后必须面对的事情。当然，在精神上与柏拉图相似的各种观点已经具有了极大的历史意义。正如一位民主理论的批评家所正确强调的那样：“政治思想家的巨大优势在于……一直不断地指出民主宪法的堕落性、民主政治的无序性和民主品性的道德腐败性”。〔30〕直到18世纪初期，那些著书立说详细记载自己观点的人，很少有谁认为民主是组织政治生活的一种理想方式。本书前言中文版序言《民主的模式》带领读者走上了一个特别的旅程，从公元前5世纪古代雅典的公民大会，到中世纪的意大利城市国家，再到18世纪启蒙时代的法国，尔后到19世纪“代议制政府时期”的欧洲和美国，最后到20世纪的自由民主时代。此书还涉及当代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特别是共产主义在中欧和东欧的挫折，以及正在对民族国家构成挑战的全球化现象。沿着这一旅程，读者会发现：什么是民主？民主生活的含义是什么？民主在今天对我们应该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并没有简单的答案。然而，《民主的模式》力图探讨这样一些问题：首先，考察各种不同的实际民主模式；其次，阐述一系列尚未解决的根本问题；最后，探索当代思考民主问题的种种可能途径。可以期望的是，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民主的模式》会对最终必然不受限制地思考所有有关政治的问题所作的讨论作出一定的贡献。本书所涉及的各种问题在许多方面对当代中国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正在快速地发展。目前中国经济即使不是发展最快的经济，也是发展最快的经济之一。这会把中国带入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个世界至少有两个特点需要中国公民加以思考。第一，作为一个在历史上曾经较为强大的国家，中国在民主化浪潮的背景下正在发展。仅在20年以前，世界上自由民主国家的数量不足所有国家的三分之一。自从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上已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民族国家可以被视为这样或那样的民主国家。这也就是说，它们已经拥有了选举制度，它们尊重选举的权利和义务，它们的政府随着公民选举意愿的改变而改变。所以，在一个各主要方面都变得更加自由民主的世界上，中国必须在政治上谋求发展。当然，正如本书所明确阐述的那样，自由主义民主并不是唯一的民主模式。但是，自由主义民主在全球范围的扩展对于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对所有否定自由民主的政治体系提出了挑战，并给它们造成了压力，使它们明白如何以恰当的方式对它们的公民承担更多的责任。第二个要强调的事实是，在当今世界变得更加一体化，各共同体的内在联系比以前更为广泛和紧密的时候，大部分自由民主的国家，以及大多数非民主的政府，都在努力声明自己站在国家的立场上，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正如更多的国家在寻求建立国家民主一样，一些将会影响我们所有公民未来——即影响我们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和福利问题未来——的最为强大的力量，正在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实际上，一方面，我们更要以不同的形式承认我们自己作为单个共同体和国家之成员的特殊性和独特性；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承认，我们必须与所有国家的其他人一起生活、生存和合作。那么，现在，我们将如何与他人合作？一般而言，“合作”被运用在国家间的谈判之中。在谈判中，各国追求自己的利益，但必须对他国给以适当的关心。这一含义今天仍然未变。但是，还存在一些其他的可能性。本书最后一部分在“世界性民主”这一标题之下就描绘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世界性民主承认在各国内部需要深化民主，需要将各种形式的民主责任扩展到各国疆域之外。《民主的模式》力求展示民主遗产的当代相关性，并对它的长处和局限性作出评价。《民主的模式》认为，民主遗产的重点在于对公共事务公开讨论、公开对话和公开争论的原则。值得我们庆幸的是，适当更换这一原则（如果不是全部取代），就可以使政治生活更加合理。无论如何，今天必须承认，在地方各个共同体、城市和工厂进行直接而深入讨论的同时，也必须使讨论通过国家层面代表制度的改革来展开，还必须使讨论在完全超越国家范围的跨国的或世界性的基础上进行。这一论点正是《民主的模式》中文版的核心。戴维·赫尔德1997年3月

　　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1951年出生，英国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fical Science）的政治学教授，在国际关系领域也卓有成就。他和吉登斯一起都是著名的政体出版社（Polity Press）的创立者之一。 他所关注的是当今国际学术界广泛讨论的话题，如民主的理论与实践、国家与公民社会建设、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等问题。作为当今政治理论领域多产的作家之一，他近年出版的著作主要包括：《批判性理论导言：从霍克海默到哈贝马斯》（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eory：Horkheimer to Habermas，1989）、《政治理论与现代国家》（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Modern State，1989）、《民主的模式》（Modds of Democracy，1987第1版，1996第2版，2006第3版）、《民主与全球秩序》（Democracy and the Global Order，1995）、《全球转变：政治、经济与文化》（Global Transformations：Politics，Economics and Culture，l 999）、《全球化与反全球化》（Globalization/Anti-Globalization，2002）、《世界大同主义：一种辩护》（Cosmopolitanism：A Defence，2003）、《全球协议：华盛顿共识之外的社会民主主义选择》（Global Covenant：The Social Democratic Alternative to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2004）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