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努力之一就是突破了这两个“误区”。之所以定名为“公司治理”,是因为我们认为公司治理是一个由主体和客体、边界和范围、机制和功能、结构和形式等诸多因素构成的体系,治理结构只是公司治理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治理边界是将治理体系中诸多因素组合到一起的核心概念,通过这一基本范畴的界定,我们将本书的研究范围从公司治理扩展到企业治理,再到企业集团的治理,最后到跨国公司的治理。并指出,公司治理的目标不仅仅在于权力的相互制衡,更重要的,在于提高公司决策的科学性,使公司能够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并不断成长。本书的努力之二在于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关于公司治理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实证研究,必须立足于我国转轨经济的公司实践。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访谈和案例分析,我们积累了大量的我国企业转轨过程中的治理实践资料,这些原始实证资料被广泛运用到本书的相关章节中,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书的第三个努力体现在理论创新方面。立足于实证分析,在广泛借鉴现代企业制度发达国家公司治理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转轨的具体实践,本书提出了中国公司“经济型”治理的新模式。在这一新模式中,我们提出了国有企业由“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的转型,构造了有利于合理制衡、科学决策的内部治理结构,探讨了强化外部监督的具体手段和措施。这一新模式及相应的政策措施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能够为企业及有关政府部门的决策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