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曾把母鸡下蛋的啼叫和诗人的歌唱相提并论，说都是“痛苦使然”（Der Schmerz macht Huhner und Dichter gackern）。这个家常而生动的比拟也恰恰符合中国文艺传统里一个流行的意见：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这个意见在中国古代不但是诗文理论里的常谈，而且成为写作实践里的套板。因此，我们惯见熟闻，习而相忘，没有把它当作中国文评里的一个重要概念而提示出来。我下面也只举一些最平常的例来说明。《论语·阳货》讲：“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怨”只是四个作用里的一个，而且是末了一个。《诗·大序》并举“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没有侧重或倾向哪一种“音”。《汉书·艺文志》申说“诗言志”，也不偏不倚：“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司马迁也许是最早两面不兼顾的人。仿佛只注意到《诗经·园有桃》的：“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报任少卿书》和《史记·自序》历数古来的大著作，指出有的是坐了牢写的，有的是贬了官写的，有的是落了难写的，有的是身体残废后写的；一句话，都是遭贫困、疾病以至刑罚磨折的倒霉人的产物。他把《周易》打头，《诗三百篇》收梢，总结说：“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还补充一句：“此人皆意有所郁结。”那就是撇开了“乐”，只强调《诗》的“怨”或“哀”了；作《诗》者都是“有所郁结”的伤心人或不得志之土，诗歌也“大抵”是“发愤”的叹息或呼喊了。东汉人所撰《越绝书·越绝外传本事第一》说得更露骨：“夫人情泰而不作，……怨恨则作，犹诗人失职，怨恨忧嗟作诗也。”明末陈子龙曾引用“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那句话，为它阐明了一下：“我观于《诗》，虽颂皆刺也——时衰而思古之盛王。”（《陈忠裕全集》卷二一《诗论》）颂扬过去正表示对现在不满，因此，《三百篇》里有些表面上的赞歌只是骨子里的怨诗了。附带可以一提，拥护“经义”而反对“文华”的郑覃，苦劝唐文宗不要溺爱“章句小道”，说：“夫《诗》之雅、颂，皆下刺上所为，非上化下而作”（《1日唐书·郑覃传》），虽然是别有用心的谗言，而早已是“虽颂皆刺”的主张了。《公羊传》宣公十五年“初税亩”节里“什一行而颂声作矣”一句下，何休的《解诂》也很耐寻味。“太平歌颂之声，帝王之高致也。……独言‘颂声作’者，民以食为本也。……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传》文明明只讲“颂声”，《解诂》补上“怨恨而歌”，已近似横生枝节了；不仅如此，它还说一切“歌”都出于“有所怨恨”，把发端的“太平歌颂之声”冷搁在脑后。陈子龙认为“颂”是转弯抹角的“刺”；何休仿佛先遵照《传》文，交代了高谈空论，然后根据经验，补充了真况实话：“太平歌颂之声”那种“高致”只是史书上的理想或空想，而“饥者”、“劳者”的“怨恨而歌”才是生活里的事实。何、陈两说相辅相成。中国成语似乎也反映丁这一点。乐府古辞《悲歌行》：“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从此“长歌当哭”是常用的词句；但是相应的“长歌当笑”那类说法却不经见，尽管有人冒李白的大牌子，作了《笑歌行》。笑吟吟的“吟”字不等同于“新诗改罢自长吟”的“吟”字。韩愈把穷书生的诗作为样板；他推崇“王公贵人”也正是抬高“瞧悴之土”。恭维而没有一味拍捧，世故而不是十足势利，应酬大官僚的文章很难这样有分寸。司马迁、钟嵘只说穷愁使人作诗、作好诗，王微只说文词不怨就不会好。韩愈把反面的话添上去了，说快乐虽也使人作诗，但作出的不会是很好或最好的诗。有了这个补笔，就题无剩义了。韩愈的大前提有一些事实根据。我们不妨说，虽然在质量上“穷苦之言”的诗未必就比“欢愉之词”的诗来得好，但是在数量上“穷苦之言”的好诗的确比“欢愉之词”的好诗来得多。因为“穷苦之言”的好诗比较多，从而断言只有“穷苦之言”才构成好诗，这在推理上有问题，韩愈犯了一点儿逻辑错误。“孔子作在同治、光绪年间，方溶师要算熟悉洋务的开通人士了。今天，我们以后来居上的优越感，只觉得他的议论可笑。他既沿袭中国传统的民族自大狂，又流露当时有关外国的笼统观念。把这段话笺释一下，也许对那个消逝了的时代风气可以增进些理解。最值得注意的是，方溶师讲翻译外国文学的用意恰恰把我们翻译外国文学的用意倒了个儿。按道理，翻译外国文学，目的是让本国人有所观摩借鉴，唤起他们的兴趣去欣赏和研究。方溶师的说法刚巧相反，翻译那首《长友诗》的“用心”是要“同文远被”，引诱和鼓励外国人来学中国语文，接受中国文化，“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正像光绪初年，那位足智多能的活动家金安清就想在上海创办一个“同伦书院”，挑选“东西洋大国里的秀颖之士，使之自行束惰，谒吾徒而来，请读中国之书焉，受中国之业焉。……出幽谷而迁乔木，……化彼而为我”。方溶师对政法、科技等外国书籍的翻译，显然不存此想，另眼看待，另案办理；譬如他删校《万国公法》，绝非为了引导外国人“进于中国”，来遵奉《大清律例》。这种区别对待的文化模式并不独特，例如西方中世纪有并立和对立的“双重真理”（twofld truth）——“来自启示的真理”和“得自推理的真理”，现代也有所谓“两种文化”（two cultures）——“科学家文化”和“人文学家文化”，据说苏联还区分“三类科学”（three sciences）。它逐渐明朗化，就像黄遵宪和日本人谈话时说：“形而上，孔孟之论至矣；形而下，欧米之学尽矣”；又在著作里写道：“吾不可得而变者，凡关于伦常纲纪者是也。吾可以得而变者，凡可以务财、训农、通商、惠工者皆是也。”张之洞为学术二元论定下了一个流行公式：“新旧兼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大家承认自然和一部分社会科学是“泰西”的好，中国该向它学，所以设立了“同文馆”；同时又深信文学、道德哲学等是我们家里的好，不必向外国进口，而且外国人领略到这些中国东西的高妙，很可能归化，“人我门来”，所以也应该来一个“同伦书院”。翻译外国作品能使外国作家去暗投明，那把诗扇仿佛是钓饵，要引诱郎费罗向往中国。送的人把礼物当钓饵，收的人往往认为进贡。看来，这一次“用心”枉费，扇子是白赔了。在嘉庆八年（一八○三）刊行的一部书里，缪艮发表了他的《四十二愿》，第十一愿是：“出使外都，遍历异域。”这个笔砚生涯的寒士可能是清代要出洋当外交官的第一人；远在鸦片战争以前，他已有那个欲望，真是时代的先驱者了！也许他正，因为是穷愁潦倒的寒士，才梦想出洋。六十多年后，清廷开始派使节到西洋去，做官的人就是不“愿出使外都”。他们深怕钦差的纱帽落在自己头上，认为这趟差使非常危险，凶多吉少，不是在路上海洋里翻船淹死，就是到了外国给洋鬼子杀死或扣留。被派的人嘴里感戴天恩，心里暗暗叫苦叹晦气。我们只要看《儿女英雄传》第四十回安公子“高升”为乌里雅苏台参赞，“顶门上轰的一声，心不住的向上乱进，泪如雨下”，同时“预备谢恩”，就大可以推类想像。慈禧太后金口玉音说过：“这出洋本是极苦差事。”（郭嵩焘光绪二年七月十九日日记手稿）同治五年（一八六六）首次出使的钦差斌椿事毕归国，安抵天津，表示想不到竟能活着回来：“白天外归来，重睹故乡景物，真有‘生人玉门’之乐？”②同治六年第二次派使节，副使志刚到养心殿“叩谢圣主天恩”，皇太后问：“汝有老亲否？”奏对：“奴才父母皆已去世。”一问一对只两句话，言外之意却很丰富。出洋是九死一生的勾当，而中国“以孝治国”，主子少不了口头照顾一下“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至于“奴才”的老婆和孩子是否会成为寡妇孤儿，那就管不尽许多了。光绪二年（一八七六）郭嵩焘出使英、法，这位自负通晓洋务的维新派碰上好机会了，而心境似乎并不舒畅；他动身前自比出塞的王昭君，任满回国后自比人玉门关的班超：“汉宫何缘嫁娉婷！泪珠飞堕鸳鸯屏。丰容靓饰不自媚，莫怨远弃单于庭”；“投荒已分无归日，何意生还人玉门！”光绪四年敕建上海天后宫，驻外公使和下属捐钱造成那所庙宇，便于出使人员虔求有灵有验的天后娘娘，保佑他们无灾无难，好去好回；公使等出国前，到庙里许愿祈祷，回国后，到庙里还愿，上匾额，挂对联。光绪八年驻德使馆随员钱德培发了一通感慨，坦白说出心里话：“王子聪茂才……病殁馆中。……王君蔼然仁者，为养亲计，作异域游，不一年而赴召修文，可不死而死于医之不善治理，良可悲也！出洋之苦而人每视为畏途，于此益信。”晚清直刮到现在的出洋热那股狂风并非一下子就猛得飞砂走石，“开洋荤”当初还是倒胃口的事。张祖翼曾在光绪十二年充当驻英公使刘瑞芬的随员，晚年回忆说：“郭嵩焘使英伦，求随员十余人，无有应者。岂若后来一公使奉命后，荐条多至千余哉！邵友濂随崇厚使俄国[光绪四年]，同年饯于广和居，蒋绶珊户部向之垂泪，皆以此宴无异易水之送荆轲也。”王昭君、班定远之外，又请出了荆轲，可能苏子卿、蔡文姬等典故也曾给人牵扯过。除掉翻译官以外，公使、参赞、随员一般都不懂外语。他们就像王韬在英国时自叹的诗句所描画：“口耳俱穷惟恃目，喑聋已备虑兼盲。”自注：“来此不解方言，故云。”他们运用“目”的范围实在也不很宽广。辜鸿铭讲过一个故事，结尾如下：“少年曰：‘我不识字。’土财主骇问曰：‘曩何以见若手不释卷，终日看书耶？’少年答曰：‘我非看书，看书中之画耳。’噫！今中国王公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亦可谓之出洋看洋画耳！”为了日常需要，他们也学点儿外语，但大致不会超出“救命词汇”（survivalkit）。语言的困难必然阻碍了对文学的领会，而且也竟抑止了对文学的好奇。他们中间多的是文人诗人或爱作诗文的人，最先出使的斌椿就是一位满洲小名士。他“乘槎”出洋，不但到处赋诗卖弄，而且向瑞典“太坤”（王太后）献诗“为寿”，据他自己说，他的诗“遍传海国”；他的翻译官也恭维说：“斌公之诗传五洲，亦犹传于千古也。”他的一卷《海国胜游草》比打油诗好不了许多；偶尔把外国字的译音嵌进诗里，像“弥思（自注：译言女儿也[miss]）小字是安拿，明慧堪称解语花”，颇可上承高锡恩《夷闺词》，下启张祖翼《伦敦竹枝词》。不知道是否由于他“遍传海国”的诗名，后来欧洲人有了一个印象，“谓中国人好赋诗；数日不见，辄曰：‘近日作诗必多矣！顷复作耶？’”公使里像郭嵩焘的诗和古文、张荫桓的诗和骈文，都不愧名家，薛福成的古文也过得去。曾纪泽作得很好的诗，又懂英语，还结合两者，用不通的英语翻译自己的应酬诗。参赞里的黄遵宪更是开派的大诗人，黎庶昌作古文不亚于薛福成。这些中国诗人文人仿佛“只扫自己门前雪”，把隔了一垛语言墙壁的西洋诗文看成“他家瓦上霜”，连捡起一点儿道听途说的好奇心都没有。倒是一个忌妒郭嵩焘文名的迂俗官僚，留下了几句绝无仅有的西洋诗话：“有以英语为诗者，句法长短不一，叶以音韵；男女子从事于此，往往汇稿成帙，号称‘诗人’。”末两句语中带刺，所指可以不限于当时的英国“男女子”。不论是否诗人文人，他们勤勉地采访了西洋的政治、军事、工业、教育、法制、宗教，欣奋地观看了西洋的古迹、美术、杂耍、戏剧、动物园里的奇禽怪兽。他们对西洋科技的钦佩不用说，虽然不免讲一通撑门面的大话，表示中国古代也早有这类学问。只有西洋文学——作家和作品、新闻或掌故——似乎未引起他们的飘瞥的注意和淡漠的兴趣。他们看戏，也像看马戏、魔术把戏那样，只“热闹热闹眼睛”（语出《儿女英雄传》三十八回），并不当作文艺来观赏，日记里撮述了剧本的情节，却不提它的名称和作者。在历史过程里，事物的发生和发展往往跟我们闹别扭，怂作剧，推翻了我们定下的铁案，涂抹了我们画出的蓝图，给我们的不透风、不漏水的严密理论系统搠上大大小小的窟窿。通常说“历史的教训”，仿佛历史只是严厉正经的上级领导或老师；其实历史也像淘气捣乱的小孩子，爱开玩笑，捉弄人。有机会和能力来教训人，笑弄人，这是历史的胜利；很少人听取或听懂它的教训，几乎没有人注意和在意它的笑弄，那也是历史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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