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这套《瞻顾文丛》主编何满子在《主催者语》中所说：“加入本文丛的作家长期以来都是本着良知、秉持公心地向社会直言者，他们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言谈，多年来有广泛的影响。他们和曲学阿世者辈不相为谋，依我看，可以若干地代表社会、民族、人类的良心。”例如作者在书中的首篇《最初提出和坚持反对个人迷信的铁定是斯大林选定的继承人马林科夫啊！》的首段便沉重地指出：“几十年来，中国把赫鲁晓夫骂得个狗血喷头。我遇着过不少现在已是70岁左右退休多年的大学生，都对我谈起过，说我们太可怜了，从解放到‘文革’结束，实际上直到1978年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首的领导人执行新的政治经济路线，采取新的理论之前，他们只知道中国有三个不共戴天的敌人，这就是：铁托、赫鲁晓夫、刘少奇。或者再加个彭德怀，再加个吴晗，再加个章伯钧、罗隆基，与丁玲、陈企霞。他们的全部革命工龄，也就是几乎是在年年骂、月月骂、天天骂这几个人中度过的（“文革”后期当然还要加上一个邓小平）。至于什么希特勒啊，东条英机啊，板垣啊，土肥原啊，等等，对不起，除希特勒外，其他人从未听说过，至于日本天皇，那从来就是中国的好朋友啊！……这种教育，惟一的结果是使亲者痛而仇者快。几十年的政治教育，就是放开了真正的敌人，而专门去对准假设出来的、捏造出来的敌人。”书中《读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早期中苏关系中的苏方名人到哪里去了？》等文，作者从近年解密的前苏联大量资料中，论证和披露了斯大林独断专行、专制、残暴、大杀革命领导干部的可怕恶行；苏联普通人民的困苦生活与特权腐败的对立；斯大林恐怖与专制在多方面的贯彻；苏联狂热的个人崇拜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罗曼·罗兰访苏时他所接触过的苏方高级官员如达夫捷扬、阿罗谢夫、克留奇科夫、列文、科萨列夫、哈拉托夫、布哈林、雅戈达……都被斯大林处决了。早期中苏关系中到中国工作的越飞、达夫强、杨明斋、加拉罕、鲍罗廷、加伦将军、罗明那则、拉狄克、米夫……等都先后被迫自杀或处死。作者认为，斯大林的专制、残暴，是导致苏联后来解体的原因之一。书中《关于斯大林的二三事》、《灾难临头的露西亚》，更披露了世界不少国家将希特勒即将进攻苏联的情况送给苏联时，“战前一周，塔斯社奉命发表辟谣声明，希特勒十分信守条约（指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集结大军不是为了攻苏。”也披露了“斯大林在战争爆发的一段时期内，斯大林是处于躺倒不干的状态。在德寇5000辆坦克，5000架飞机全速前进，每日进度竟可多达50—60公里的十分危急状态下，一个最高领导人竟然躺倒不干，又不授权别人干，这真是太骇人听闻，太为历史所仅见的奇事了。”书中《英雄所见略同》，披露了斯大林一生奉行的是意大利专制政客马基雅弗里的一句话：“让人畏惧比让人爱戴好。”严秀认为，几十年的历史说明了他（斯大林）一生对前苏联党政军民的统治，确实证明了他的一切理论、政策、措施，都是使人畏惧的。斯大林手下的臣民，确是无时无日不处在对他的超常畏惧之中的。作者对此不禁感叹：“那么，‘马克思+秦始皇’又是什么意思呢？恐怕不难解释。”严秀还写了《千万不要胡吹》、《冲不出的亚洲》，他举了不少亚洲国家为例，论证“亚洲的很多东方式野蛮专制和家天下传统（包括相当多人民接受和拥护这传统），二战后不但未见减弱，反而增加了这类国家，其专制之酷烈和严密，都大大超过了各该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亚洲式的专制主义也是人类的一种大祸害，而绝不是什么光荣。……亚洲最沉重的负担是什么呢？答曰：亚洲病！亚洲病的根本特征又是什么呢？答曰：各种不同形式但却一个比一个更加彻底的专制主义，即专制——腐败主义。这两者不是孪生关系，而是亲子关系，即专制必然产生最大、最彻底的腐败。”严秀对亚洲专制主义的愤怒，于此可见。《半杯水集》的最后三篇：《关于陈独秀问题致欧远方同志书》、《我观陈独秀》、《漫谈陈独秀》等文，论述“真正认识中国封建主义的政治、文化、伦理道德之腐败专制，并起而高呼，必革其命中国始有救者，独秀先生为中华第一人。……他是‘德先生’、‘赛先生’两大任务（民主与科学）的提出者，是一心要使中国现代化的先知。……陈独秀是同时代杰出人物中的凤凰。”《半杯水集》篇篇敢讲真话，敢抒己见。有人说，讲真话是需要勇气的，当人们讲真话不再需要勇气时，那个社会就正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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