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而又在前面冠以“公共”二字,如今越来越多地被用来指称那些频繁在大众媒体上亮相的学者。胡守钧教授以嘉宾身份作客各类媒体不下几十次,算不算“公共知识分子”,不得而知。但他一直以来对于现实问题近乎敏感的急切关注,以及充满思想锋芒的深刻分析,让人更愿意把他归入“公共知识分子”之列。这可以从他的新著《走向共生》中窥见一斑。 首先,特立独行,别具只眼,多角度思考社会“大问题”。作为社会学家,胡守钧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及其特点,自然会给予更多关注,比如权力经济问题、社会民主问题等。尤其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转型问题,更是他思考的重点。所不同的是,他通过对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系统模型分析,提出了三个基本的相互关联的问题,即:文革期间的中国社会形态如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形态如何变化;中国社会未来发展趋势如何。基于这一点,在本书中,胡守钧提出了“计划社会”的概念,认为它是指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由国家控制并纳入严格的计划轨道运作的社会形态。在分析了计划社会的种种弊端后,他强调“必须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借助市场优化资源,提高效益”。在对诸多社会“大问题”的多维思考中,作者提出了“社会共生论”的构想,认为:个人与个人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有不同的利益,当然有冲突和竞争,但冲突和竞争并不是要消灭对方,而是以共生为前提。这应该说是别具创意的一家之言,胡守钧以“走向共生”为书名,可见其在作者心目中的学术分量和学术价值。 其次,高扬科学精神,注重启迪大众智慧。胡守钧早年学的是自然科学,因此,即便后来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仍然保持了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深刻烙印。比如在本书的不少论文中,为了说明某个观点,他时不时地信手用数理公式或模型来阐释。这也形成了本书的一大特色。更为重要的是,胡守钧的自然科学知识背景,给本书注入了科学精神的灵魂。在书中,作者对一些具体的相关科学问题展开了论述。如:《弘扬科学精神》、《〈周易〉算卦在大学校园》、《以科学精神对待历史文化遗产》和《科学的人文文化效应》等。他怀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拳拳之心指出:“科学是人类文明大厦的顶梁柱”,“为了更有效地驾驭科学、利用科学,必须大力提倡科学精神”。对于什么是科学精神,胡守钧饶有兴味地作了多侧面的解析,比如:相信世界在本质上是有秩序的,相信世界的本质是可认识的;科学具有经验实证传统,具有逻辑发现传统;科学的认识是试错法,提倡宽容,允许多种理论并存,等等。 第三,文风辛辣,直指人心。胡守钧在论述问题的过程中,往往会嵌入许多思想者所具有的机趣和锋芒,一改冗长论文的沉闷乏味,使得阅读过程本身变成了一次思想的旅程。这得益于他在学理之外,对于杂文写作的爱好。体现于文字表达,便是尖锐、直指人心的语言风格,有的甚至堪称格言,如“因神秘而疑问,因疑问而探究,就可能迈进科学的理性世界”等。许多重要观点,可以说是胡守钧在思想和行动投入后形成的深刻反思,是长期思考积淀、过滤的结果。如果对他年轻时,也就是在文革期间反对张春桥的不凡经历有所了解,就更容易理解他的沉痛反思所由何来、所自何出。此外,胡守钧还喜欢在行文中运用短语、诘问、排比,即使是简略、论纲式的点评,同样具有内在的逻辑震撼力。因为,以设问的方式展开分析,本身就具有引人入胜的魅力。这样做,可以消解理论文章固有的艰涩和枯燥。如何增强理论文章的吸引力和说服力,除了要有现实针对性,精彩的文字表达、严密的逻辑结构和深刻的思想张力,看来不可或缺。它往往能够在思想的激荡中点亮思想,启迪人们的心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