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文社会科学现状与发展

　　第三节日本哲学新思潮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日本在实现现代化之后，开始向信息化社会过渡，至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日本已经在各个方面呈现出信息化社会的特征。和以往比较，哲学、思想和文化领域也相应地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哲学失去了确定的主流和中心，更加趋于分散化；超越近代，追求感性成为一股新的思潮；哲学研究与社会、文化、人的研究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进行着多学科、综合性研究；突破单纯引进西方哲学，开拓了独自研究的道路；重新挖掘、认识和评价日本乃至东方传统思想的现代意义等。这里仅举几个主要思潮略作评介。（一）新学院派哲学思潮新学院派哲学是80年代在日本兴起的利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方法宣扬反理性主义、反科学主义的一股新思潮。这股思潮不仅在哲学领域流行，而且在诸如经济人类学、文化学、艺术学、文学理论等领域也广为流行，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其影响较大。新学院派的主要代表有浅田彰、粟本慎一郎和山口昌男等人。浅田彰专事经济学和社会思想史研究。1983年他的处女作《结构与力》问世后仅半年内部再版17次，销量达10多万册。继之他又出版了论文集《逃走论》。浅田在其著作中，以巧妙的手法把从西方涌人的新思潮介绍给日本当代青年。他在《结构与力》一书中，大量摘引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拉康、克里斯托夫、波德莱尔、多尔斯、加塔里等人为主要代表的现代法国结构主义者和文化符号学者的著作片断，以青年能够接受的文体、方式和情感剪贴这些资料，制造出知识的假象，给人以新鲜感。在《结构与力》一书中，他提出了自己独特的世界观，认为世界是生命的世界，生命是动的开放系统，它是依靠信息来控制自身的结构及其内外诸过程的。这样，按照遗传信息形成有机体的结构，有机体又以种种形态构成环境。从这种世界观出发，浅田进而阐述了自己的人类学思想。当有机界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出现人类之后，人类和自然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他断定人类是“发疯的生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类和“生活的自然所编织的有机秩序”发生“龃龉”。这里所谓“龃龉”，是以符号学的方式来看待自然的有机秩序和人类的生存方式，借以说明自然界的代码和人类生存的代码发生“龃龉”、不相对应的状态。浅田的人类学是以不相信人类为其理论前提，他认为人类自身从一开始就是“有缺陷的生物”，“人类的自然是被错乱了的自然，是不自然”。因此，人类实质上是缺乏理性的、被错乱了的人类。基于这种人类学，浅田表述了他的现代文明观。《逃走论》一书集中展示了他对人类所创造的现代文明的观点。他认为现代是“从文明逃走”的时代，提出要把“住的文明”转换为“逃走的文明”。所谓“住的文明”，就是以家庭为中心的文明，即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积蓄财产，娶妻育子，力求家庭的发展和幸福。但现在人们开始认识到他们不断积累的不是“幸福”，而是“辛苦”，因而想从这种“住的文明”中逃脱出来。浅田认为追求“住的文明”的人们属“偏狂型”。因此，在从“住的文明”向“逃走的文明”转变的今天，时代的主人也相应地由“偏狂型”转向“分裂型”。因此，他劝诱青年们说：“逃跑吧，逃跑，不管在什么地方！”从而道破了《逃走论》一书的主题，而这也就是他所谓的现代文明观。以经济人类学自诩的粟本慎一郎同浅田彰一样，恣意引用法国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倡导经济学的“革新”，鼓吹经济学的非理性化和神秘化。他的代表作有《经济人类学》、《幻想的经济》、《穿短裤的猴》和《城市在发疯》等。粟本所谓的经济学“革新”，其基本内容是要以原始社会为模式，重新看待“作为生物的人类”，重新建立新的经济学。他依据列维·斯特劳斯的文化人类学、波拉尼的经济人类学和马赛·莫尔斯的原始社会“馈赠论”等理论，把原始社会经济制度的各种因素加以引申，用来批判各种经济学。他认为在原始社会的经济活动中，不存在类似近代社会的纯粹经济现象，而政治现象也和宗教符咒融合、纠缠在一起，影响着经济活动。比如在交易上，近代是按等价交换原则来买卖产品，而原始社会从事交易的当事人不单纯是买卖关系，还具有完全的人格关系，这是一种以“沉默交易”为代表的特殊交换方式。一般经济学只是注重于论述商品或商品的生产、流通和分配活动。粟本认为这些都是表面现象，在这日常表面的深处尚存在着非理性的非日常性的部分，亦即“传统的、习惯的、宗教的”部分。由于原始社会不是商品社会和市场社会，人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这深层的“非理性的”部分，然而，在近代社会，经济合理性以市场机制的形式掩盖了整个社会，人们难以看到这深层结构。从而，粟本认为原始社会是比近代社会“更普遍的社会”，“更根本的社会”。这也就是他要以原始社会为模式构筑新的经济学的理论根据。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于法国。这一思潮于70年代很快传播到日本，80年代盛行，以至于形成以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为理论支柱的所谓“新学院派”。当然，日本新学院派思想的出现，也是有其自身背景的。日本自70年代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之后，它的经济发展转入低速增长时期。为适应这种转变，确保经济的低速持续增长，日本进一步推行计算机化、自动化，进而实行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从而加速了向信息化社会的过渡。伴随社会的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念也改变了，符号化了的信息的价值远远大于实物的价值。复制文化、信息文化和符号文化也因之流行。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浅田彰等人利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非理性，并把它扩大应用于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宣传波德莱尔提出的所谓“象征交换理论”，认为现代是消灭以“物”为媒介的符号交换的时代，是符号和象征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现代是“模拟”的时代，是消灭经济学上的价值，使之不能还原为“物”的、缺乏真正价值的、只有“结构作用”的时代。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现代是由物过渡到符号、由原型过渡到复制、由工业化社会过渡到后工业化社会的时代。另一方面，新技术带来消费物质的“高性能化”和“多样化”。商品质量平均化消灭了商品不足的价值，人们不仅注意商品质量，更注意其款式和情感度。这样就引导一部分青年追求名牌商标和商品文化。新学院派迎合青年人的这种心理，以貌似新颖的理论把青年人吸引到自己周围。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复兴得到部分人的支持，可以说反映了当代日本思想状况的特点。（二）对日本及东方传统哲学的追寻重新讨论和评价日本乃至东方传统思想所具有的现代意义，是日本当代哲学的又一主要思潮。这一思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重新研讨日本历史上一些著名哲学家思想的现代意义，以提高其历史地位。这里仅以福泽谕吉和西田几多郎为例，以窥一斑。福泽谕吉1835—1901）是日本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之一，被誉为“日本的伏尔泰”。日本思想界自1973年成立福泽谕吉协会后，福泽研究再度活跃。协会每年定期举办福泽思想研讨会，出现以研究论文和新资料为主的《福泽谕吉年鉴》。为重新确定福泽在近代日本思想史上的地位，有些人把福泽思想放在从其形成到福泽晚年的全过程中来追踪，努力从整体上把握福泽思想结构的特质及其理论变化。他们从每个时期福泽思想的内在因素与当时客观形势的关系、与他自身行动的关系上来考察其思想结构的变化，同时也重视其思想与各种传统工具；在政治哲学上，福泽大力宣传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以“天赋人权说”为核心的社会政治思想，他的“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的平等论，“只有人人独立，国家才能独立”的独立自尊思想和社会契约论的政府理论，对当时日本国民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文明史观上，福泽认为人类文明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而文明的发展又是相对的、无止境的；所谓文明既包含物质的也包含精神的；技术和工业的发展是文明开化的物质基础。这些思想对于日本建立资产阶级文明国家起了促进作用。以福泽思想为代表的明治初期的启蒙思想，对推动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西田几多郎的哲学是日本近代哲学史上最初的也是最高的独创性哲学。在追寻传统哲学的今天，西田哲学自然成为重新评价的首要对象。中村雄二郎指出：“西田哲学包含的诸多问题是极其根本的本质的问题，因此，我们如果以展开的形式加以充分地探讨，那么，西田哲学成为人类共同的哲学财富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西田哲学的解构》）。显然，重新评价西田哲学的目的在于把西田哲学纳入世界哲学之中，把西田几多郎纳人世界大思想家的行列。中村采取德里达的所谓“解构”的方法，把西田哲学分解，逐一探讨其与现代思想的联系，然后再把它重新组合起来。这样，就能从总体上发现西田哲学与现代思想的深刻关系。竹内良知也认为，西田哲学是日本近代人格意识的哲学反映，经过西田的辛勤奋斗，西方哲学才在日本人的精神生活中扎根。另外，铃木亨、沼田滋夫也从宗教哲学角度，重新研究西田哲学的内容和意义。西田哲学相当广泛、深入地影响着日本人的心理，忽视对西田哲学的研究，就是摈弃日本人自我意识的源泉；而且要创造日本的新哲学，也必须从西田哲学出发，这就是当前日本哲学界重新认识西田哲学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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