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与人言》(2003年8月)一书,以其独立的个性化文学言说,对当代人的生存悖论进行了详尽分析,展现出深刻的思想原创精神,也展现了作者个性化的随笔诉求。在当代随笔文体的写作中,葛红兵是非常突出的一位,他可能正接近某个文体创新的边缘。笔者认为,《人为与人言》一书是对当下思想学术界失语症状的一个突破,也是随笔写作方式的一个突破,他让随笔文体真正亲近了思想,成为追求独立人格的方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思想界异常活跃,但如果绕开了洛克、伯林、波普、哈耶克、别尔嘉耶夫、奥维尔、哈维尔等,人们简直就“无话可说”。这种言说状况无法改变当下中国思想学术界由来已久的“失语”症状。这种失语现象是由人们在当代的生存悖论造成的。笔者认为,在汉语语境中能否揭示现时代人的生存悖论,是我们民族最终能否从传统走向现代一个标志。葛红兵探讨的主要方向是:“人为”——怎么行事?“人言”——怎么说话?作者想回答这样一些问题:人为什么要说话?他要说什么话?怎么说?人怎么操控自己的行为?又如何被操控?作者讨论的要点是:1、发誓?诅咒?指使?告诉?祈祷?沉默?避讳?语录;2、异口同声?口号?鸦雀无声?闲言碎语?独夫之语;3、群集?群集?暴力?因循?屈从?媚俗?自闭?旁观?狂欢?施虐?恐怖;4、论“赤裸”――身体的神性状态?论“恶心”――身体的道德状态?论“洗浴”――身体的真理状态?论”颤栗”——身体的审美状态;5、生存论视域中的问题:穷愁?悔恨?陶醉?晕眩?争执。《人为与人言》分为七辑,其中第一辑——《人们聚集在一起想干什么?》,由22篇文章构成:《集会——游行:作态、狂欢、旁观》、《口号:群集说话方式》、《群集在沉默中听从:鸦雀无声》、《从“鸦雀无声”到“异口同声”》、《流言——“众口一词”》、《闲言碎语》、《群集是这样一种生物体》、《恐怖作为群集之自生存技术》、《独夫之语》、《语录:话语的等级与存在者的等级》,等等。在这一辑里,作者将作为“群集”的芸芸众生的生存样态通过凝练的文学语言栩栩如生地刻画出来了:“这是这样一个群集,他们呼喊的都是他们所不知道的或者所反对的,但是只要他们走上了街头就是一群地道的好演员,他们盛装投入,参加一场虚情演出。但是在这场演出中,他们没有扮演任何其他人,而是扮演自己,通过扮演他们忘记了真实的我,而投入到另一个被当局塑造起来的自我中,这个被塑造起来的自我的唯一目的就是反对那个真实的自我。作态的群集,他们带到大街上的只是他们的躯壳,而他们的灵魂被取消了,他们呼喊得越多也就失去得越多,他们越是说话便越是使自己成了一个他人,一个和自我对立的人。”在《恐怖作为群集之自生存技术》篇中,作者揭示了“群集”生存的秘密即是建立在暴力之上的“恐怖”。作者对“群集”生活中人们的说话方式的描述,是我们太熟悉的了,早已熟悉到熟视无睹和成为无意识的程度了。当作者将它的真相揭示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却才如梦初醒:原来“群集”只是以“进天国”为名召集来的道具。虽然群集也用自己的嘴说话,但却是“异口同声”;虽然群集也沉默,但这种沉默是没有思考的沉默――“鸦雀无声”;有时,我们会为了自己的生存,“众口一词”:“钉他十字架!”自我生存的在场与不在场的内在矛盾,正是极权时代人的生存悖论。——站在人类学的立场上,运用精神分析心理学和存在主义心理学方法,来揭示并颠覆这一悖论,正是《人为与人言》作者的创新之处。实在地说,《人为与人言》作者所讨论的问题,并不是什么新问题。这些问题在存在主义思想家海德格尔、萨特和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弗罗姆以及当代人耳熟能详的波普、别尔嘉耶夫、哈维尔等人那里,都早已有着精彩的分析和描述。问题是,作为中国的思想者,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来揭示、言说与西方思想家们相同的问题,葛红兵先生是第一个。他的意义不在于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别人有没有讨论过,而在于他是在用自己独立的语言讨论、言说这些问题。这就足够了。它标志着,中国的思想学术已经开始摆脱以往的“失语”状态。汉语言言说开始找到自己的和世界对话的途径。而这一点,是作者领先于当下那些极力操作“托西改制”的自由主义思想者的,更是那些就事论事、支离破碎的言说所望尘莫及的。当然,作为生活在当代的年轻个体,《人为与人言》的作者还没有彻底摆脱时代给他打上的烙印——作者身上仍残留着没有彻底痊愈的时代伤痕。就像作者自己所表明的那样:我尚没有力量将上述各个方面整合,所以这是一个松散的随笔集;我试图让我的文字显得放松随意,但是,恐怕没有做到,我在论述这些问题的时候,还没有获得非常超然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