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所谈内容，均有鲜明的个人特点，既是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又是对新文化含义的阐述与探讨。片断：农业背景凤：昨天刘冬虹问我：“贾樟柯是哪儿人呢？”我说你是山西汾阳人，一直在那儿生活，考大学之后才到北京来，刘冬虹特感慨：“噢，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能拍出《小武》来了，这种片子，如果是一个北京人，门儿也没有。”刘：再一个，我觉得贾樟柯有一个特别可贵的地方，我接触好多外地的在北京做艺术的人，总是想倾向于一种比较前卫，或者已经离开他本身的生活的状态，就好像离以前的生活越远越好，离他新进入到的其他的生活越近越好，是那么一种状态。但是，特别可贵的一点，看你片子让我觉得，我作为这个故事发生地之外的人，我看完了之后，我会对这个故事本身，还有发生在那儿的好多好多的事情，有一种认同感，而且是好感，你知道吧？凤：说俗一点，虽然你已经离开了汾阳那个地方，但是，你的心始终还是在那块土地上。贾：我到北京的时候已经23岁了，差不多一个人就定型了。你比如说，你让我拍头几部电影的话，我很难免会想到自己的家乡，而且我对很多艺术家这种生活状态，还有他（们）的创作方向也很敏感。我觉得大家好像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说，很多人在逃避自己来的一个路，来的一个方向，尽量地割断自己跟过去的联系，我自己就不喜欢这样，我喜欢用一个词，我真的是有“农业背景”的一个导演，而且我相信很多艺术家其实都有这个背景，而且整个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农业背景，为什么我们要抛弃这东西？你要问我最了解的人是什么，我最了解的人首先是县城里，这样城乡交界的地方一些人的思想，因为我就从小生活在这个环境里，我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再一方面就是农民，我的姨妈，我的表哥都是农民，我最了解他们，我为什么不拍自己熟悉和了解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也是最能感动我自己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个信条，就是不愿意割断自己跟土地的联系。凤：而且即便是农民，比如说，他是汾阳那块地上的一个农民，但是，一个普通人展现出来的他身上的那种人性的东西，其实是所有的人身上所共通的一种东西。贾：我觉得我特别生气的是，我1993年到电影学院以后，我发现“农民”这个词是一个贬义词，一个骂人的词，我心里真的很不舒服。因为我知道农民身上真的有很多尊严在里面。你比如说，这是我亲自经历，以前也帮人家做一些农活嘛，因为很多亲戚在农村，农忙的时候就去帮人家割麦子或者是耕地，有一次我就看到一个老人家，他干完活之后，他拿石头非常仔细地擦他的铁锹，要把那个铁锹擦得非常干净，非常明亮才回家，他非常尊重他生存的工具，我觉得就特别感动我自己，还有，你去村里头，有很多老人非常干净，非常有尊严，非常体面——用山西话来说，这些的东西都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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