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关系

　　戴超武同志关于20世纪50年代台湾海峡危机和中美关系的著作即将出版，这是值得为之高兴的一件事。开始，这是他在南京大学做国际关系史博士后研究时的选题，完成了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研究，之后又经过几年的努力，范围扩大到了第二次台海危机，形成了这部关于1954～1958年间围绕台海危机中美关系的比较完整的专题著作。人们常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通常较为严肃的历史著作而言，这句话的意思至少应该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研究者能够利用此前所不能获得的材料，进一步辨析历史的真实过程，对原来已知的历史内容加以补充、订正或者更新，因而他的著作往往体现出他所处时代对这段历史的客观性描述。二是研究者本人研究的理念、方法，受到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和学术思潮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使他对所研究问题的看法以及得出的结论也往往超越过去的陈说，从而反映出一种当代人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我想这也许是历史研究之树所以能够常青的一个原因。无论从上述哪一层意思讲，戴超武同志在这项研究中所做的努力都是有贡献的。作者阅读了大量中、美双方外交文献及相关资料，这些年来解密公布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等文件以及已知的中国方面文件自不必说，而且包括散见于各种出版物中的新材料，尤其对中方有关文稿、年谱、回忆录几乎没有遗漏的搜罗和系统梳理，这在尚无完整中方档案公布的情况下是特别有意义的，显示了作为一位中国学者在掌握资料方面的某种优势。从研究的方法来看，作者显然力图避免传统外交史研究的弱点而运用国际史研究的视野，人物、事件、政策的变化及相互作用，国际国内因素的交织影响，都被有机地放置到那个特定的时空范围和整体图景中加以分析。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两次台海危机国内外研究状况的演变非常熟悉，尽管并非一定按美国外交史学中的所谓“传统派”、“修正派”和“后修正派”来划分，但也正是在检讨了大量已有成果之后，作者提出了他对这段历史的独特理解。因此可以说，这一专题著作重新展现了两次台海危机以及中美关系互动的全过程，是中国学者在中美关系史研究领域的一项新成果。众所周知，两次台海危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下发生的。冷战所表现的国家间关系的状态，在国际关系史上其实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而在现在的国际关系历史编纂学中，“冷战”一词的使用是专指20世纪中后期以美、苏在世界范围内的总体对峙为格局的和平状态。在这么长的一个所谓“冷和平”时期里，各个地区以及不同国家之间关系的发展不同程度地受到总的格局的制约，与此同时，它们的具体表现形式和态势却又是特殊的，在其中起作用的因素也不尽相同。与欧洲情况相异的是，二战后东亚地区国家正在走出过去长期受外国列强侵略和压迫的历史，追求民族自立自强和国家统一形成不可阻挡之势，它们在自身条件下采取了各种道路或形式来进行探索和实验，如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中立主义等。美国为了保证对战后世界事务的控制和对苏争霸的需要，企图阻遏东亚地区的新兴国家和力量的发展并将其纳入它的政策轨道，这就使自己站到了历史进步潮流的对立面。这是战后在东亚地区国际性危机频发、甚至导致局部热战的一个根本性原因。我们承认美国作为二战后第一超级大国对东亚事务的影响力，但它借此来压制和消除该地区异己的新兴力量显然是一个错误，这种影响力在其意识形态和遏制战略的支撑下被过度滥用，导致了它在东亚屡遭困境和失败。在东亚的冷战经历中，两次台海危机和在此前后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一样被列为重要的事件。对中美两国来说，这是一个敌对和危机的年代；而两次台海危机，则可以说是那个年代中美关系的典型写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保卫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保证国内和平建设的顺利进行自然成为最主要的目标。然而，美国拒不接受中共在中国取得政权的现实，而且在其决策者的理念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构建成比苏联更可怕的威胁。因此美国政策的目标大致上包括：致力于消除中共在大陆的统治，其途径是通过支持台湾国民党政权加以取代，或实行高压的所谓分裂中苏的“楔子战略”；建立和控制西太平洋和东南亚安全体系以组成反共屏障，保持“太平洋岛屿防御链”的完整；在不能改变中国大陆现状的情况下，为以后谋求制造事实上的“两个中国”作铺垫。这种中美双方政策目标上的根本对立，决定了两国在台海危机中激烈冲突的强度。如何处理中国东南沿海岛屿问题是两国决策的关键，虽然双方都采取了战争边缘政策，但从总体上看，美国的决策失之僵硬、冒险和缺乏弹性，以致到了计划动用核武器的地步，相反中国领导人的决策基本上保持了张弛结合的灵活性。在围绕两次台海危机而展开的国际斗争中，中美两国外交的性质表现出鲜明的不同，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中国的革命外交同美国的强权外交之间的大较量。时序的更替已经把当年的惊涛骇浪推到了历史的记忆中，中美两国也早已跨越了隔绝的鸿沟。但是，台湾问题至今仍然制约着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台湾问题本来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中国人有信心也有能力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而且，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任何现状的维持只能是权宜之计，这个问题也不能够无限期拖延下去了。戴超武的新著使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那个敌对和危机年代中美冲突的模式及其本质，鉴往而知今，从中得到教益。特为之序。

　　戴超武，1963年生，1996年在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6～1998年在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从事国际关系史博士后研究，现为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国际冷战史、中国对外政策和美国外交。主要著作有《美国移民政策和亚洲移民》，在《历史研究》、《美国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研究国际关系、冷战史和中国外交的论文多篇，并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务院重点课题和全军重点课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