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本是无所谓“前沿”的。法律的最初关心就是如何解决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事务，而日常生活又有什么前沿后方？有的只是一件件平凡但有可能重要甚至性命犹关的事；尽管事情有大有小，关涉的人和利益有多有少，但大小问题都得解决，小问题在特定人身上在特定时候就可能很大，涉及的利益也可能很多。因此法律从一开始就是平凡的、琐细的，甚至是很俗气的，说穿了就是要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用洋人的话来说就是“为权利而斗争”。也因此，法律强调常人的理性，强调实践理性。但是，哪怕是最平庸的事情，做多了，也会累积些许经验；哪怕是最琐细的经验，累积多了，也会唤起人们些许灵感，引发诸多联想。这就是知识，一种相对稳定的并有用的经验，并且因为有社会需求而变得有市场价值，美其名日：法学。但这也还是无所谓前沿。我们能说刑法或民法是前沿吗？宪法或行政法是后方？或者是相反。甚至法律中的新问题，偶尔遇到的特例也未必是前沿。这样的问题，如果不具普遍性，可以由破例——特事特办——来处理，英文中称之为od九oc；如果日益频繁，那么就一定会逐渐行成一种新的处理这种问题的定式，形成一个新的门类，例如当下的网络法，可能很新，有可能但仍然未必是前沿。前沿之出现与法学从一种职业性的知识集合体（abody·ofknowledse）到系统化、理论化和形式化有关，与其试图学术化有关。任何一个学科，一旦开始系统化、理论化，就必定要概括、抽象，也就是要排斥一些东西，突现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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