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就算是我的搭档开车时我也睡不熟,这都是多年在中队工作时养成的习惯,只要我值班就睡不踏实,惟恐战士们或单位出点儿什么事。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和战士们一起住在一楼警卫班,夜间每次交接岗我都清楚,谁和谁因为晚了几分钟而吵架我都知道,第二天一批评一个准儿。坐在车里我还得不断地调整姿势,让自己坐得舒服些,只能说是在半梦半醒之间,而且电台一有声音我就醒,后半夜我只能算是接连打了几个盹。夜间开车,非常困的时候,就像行尸走肉几乎是毫无目的地瞎开,惟一的意识就是提醒自己千万别睡着,心里念叨着“别睡、别睡”。可是开着开着就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睛,每次大概持续几秒到十几秒钟,然后又努力把眼睁开,这就是打盹,我终于体会到眼皮如坠铅的滋味。中午吃完饭后我还是睡不着,我对自己很生气,心里不停地骂自己,怎么笨得连觉也睡不着,不睡可不行,由于睡眠不足我觉得头蒙蒙的,好像要裂开似的。翻箱倒柜找出点儿“安定”来,吃了两片,也就睡了两个多小时。上了两天夜班,同志们就看出我瘦了,而且气色不好,有些苍白,像《红岩》里的小萝卜头儿,只是个头儿比小萝卜头儿要大点儿。第三天夜班时下了一阵暴雨,时间不长,也就两个多小时,可公路上到处是水,在海边公路开车时分不清哪儿是路哪儿是海。这天晚上我算了一下,差一点儿死了三回。第一回我打了个盹,可能时间长了点儿,睁开眼时,车已经下了公路到了海边。吓得我清醒了好长时间。第二次,一睁眼车快撞上树了,赶紧猛打几把方向躲了过去,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第三次差点儿撞上停在路边的一辆卡车,真的擦肩而过,也就离着一手指宽,开过去后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每次都是鬼使神差的差一点儿就出事,越开越慢,越开越害怕,在这儿出点事,不光自己交不了差,更没法向祖国交待。假如出了车祸,人家就会说中国警队有人出车祸了,而不会说我杨东卫,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是谁。后来我总结出来,在这种状态下开车,出事故是必然的,没出事反而是偶然的。随后的几个晚上照样是困得难受,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挺过来的。这一星期的夜班我觉得最让人难以忍受的就是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而且外面稍有点动静就醒了,然后就再也睡不着。TIM安慰我说,他刚到任务区时,晚上睡觉也是半小时就醒一次,更别说白天了,一个多月后才恢复到正常,慢慢就会习惯了。我真怀念在家时的日子,躺在自家床上特别踏实,一会儿就睡着了,顶多看会儿书,爱人说我是“吃饭像母猪,睡觉像死猪”,呵是母猪依旧在,死猪不见了。这儿人TIM总是先送我回家,我心里很过意不去,值完最后一个夜班后,我坚持先把他送回去,然后自己回单位交车和报告。送完他,却忘了路怎么走,转了半天,最后还是凭着记忆,终于摸到了警察局附近的电台铁塔才找回去。好险!上完一个星期的夜班,我称了一下体重,比刚到时瘦了十几斤。脸上的颧骨都看得特明显,腰上的肥肉是一点也没有了,真是减肥的好办法。上夜班这一段时间,情绪也不太好,总是无缘无故地生气,动不动就烦,而且做事总是丢三落四的。这个星期的夜班终于结束了,就像一场噩梦似的。但是紧接着的日班也不是什么好梦的开始。开始上日班了,大家的话也多了起来。说实话一开始我还有点瞧不起我的泰国搭档,身材不高,瘦瘦的,看上去很不起眼。当谈到我的文化水平时,我自豪地对他说,我本科毕业(没敢告诉他我是成人教育本科毕业),会电脑,还会点日语(我断断续续学了2年,但如今只剩点儿问候语了)。当TIM,给我讲他的经历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真是井底之蛙。他在泰国是个相当级别的干部,有警卫员和专职司机。每年至少有3个月在日本常驻,他的日语比英语还流利,硕士毕业,目前正在读犯罪心理学博士,是个很了不起的人。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任务区有好几个博士,硕士就更多了。好多亚非国家的警察都到欧美留过学,不光是我们国内当初考维和警察时竞争激烈,各国,包括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也都是一样,为了竞争有限的几个名额打破头。可以说来维和的警察在他们本国都是精英,从此我再也不敢小瞧人了。白天的巡逻就比较忙了,夫妻打架、邻里纠纷、酗酒闹事、交通事故等,凡是有人报警,警察局的基地台就会通知我们巡逻队去处理,甚至路上乱停车、交通堵塞等我们都得去管。帝力的地名一般都很长、很拗口,一开始我怎么也记不住,其实也不屑于记,不想下这么大功夫花在这方面,总觉得一年后就要回国,记这么多当地地名也没用。TIM比我早到了3个月就是不一样,电台里一说哪里出事了,他马上就知道,而且大部分地点,他都一清二楚,就跟活地图似的。有个别地方不知道确切位置,他也能先到那个大概方位,然后再去找。东帝汶和国,内一样,稍微有点小事就聚一大堆人,所以我们如果不知道具体地址,就到人多的地方,一般都能找到。每次,哪里出事了,总是TIM回答电台,碰上我开车时,他就告诉我如何走,慢慢地我觉得这样工作很被动,我也很没面子。有一次我听电台说去A地,他说是B地,当然这两个地方的读音很相近,我好不容易听明白一次,哪能听他的,我就坚持,他也不和我争吵,开车直奔B地,事实证明他是对的。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随后我打算下功夫记清楚地名。一开始只是走到哪里问到哪里,结果是黑熊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一天下来能记住一两个地名就算不错了。有一次碰到挪威同行FLODE,他虽然和我一起到的A队,但他曾经在好几个国家当过维和警察,所以维和经验比我丰富,我和他谈起这个问题,他告诉我要把问到的地名和遇到的人名记在本子上,常看才行。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么浅显的道理要外国人来教,真不好意思。按照这种方法,连写带画图,忙活了一个多星期终于把重要的地名、地理位置全记住了,我也可以顺畅地回答电台,基本能找到案发现场了,感觉就是不错,腰杆都觉得比以前直了。除了地名,记住人名也很重要,外国人一见面往往自我介绍,下次见面如果能直呼其名的话就显得特别亲切。我一开始记不住名字,也懒得记,每次见面就称呼对方“MYFRIEND”、“DEARFRIEND”(我的朋友或亲爱的朋友)。后来我自己也觉得别扭,于是再听到人名时就写下来,这样记来记去我也能直呼其名了,渐渐地我开始进入了巡警的角色,工作主动多了。我自己觉得还不错,在和他们一起工作中,我不仅学到了许多东西,还和他们成了好朋友。跟他们在一起工作,既要斗争又要容忍。原则性的问题一定要争,枝节性的问题能容忍就容忍,当然,底线是不能有损国家荣誉和个人形象。刚开始巡逻时我有时听不太懂,怎么处理案子基本上是听他们的意见。慢慢地我的听力提高了,我就觉得他们有时处理某些事情也不是很好,我就坚持我的意见,和他们据理力争,有时争得面红耳赤。用事实告诉他们真理在我这一边,渐渐地他们就觉得我不是什么也不懂的应声虫了。和外国警察一起共事,一定得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能让人家小瞧了自己,时时刻刻都要注意自身形象,否则人家会把中国警察看低。在国内我不太注意打扮,连皮鞋都懒得擦,每次都是皮鞋上布满灰尘,爱人催我好几遍,我才勉强擦一下。到了国外我每天擦皮鞋,制服天天换,每个月多付一点儿钱给旅馆,让人家把警服熨得平平整整的。其实每一个中国维和警察在东帝汶都自觉维护自身中国警察的形象。TIM很了解中国,对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发展总是赞叹不已。以前他总是倾听我谈中国,很少辩论。其实亚、非、拉国家的警察对我们中国人都很羡慕,我们的装备包括手枪、防弹背心、账篷、应急灯、强光手电等都非常先进,而且全部装备都是国产的,都是政府免费给我们配发的,连腰包、墨镜和手表都是统一的,说起来就让人自豪。好多国家的警察出来维和都是由个人购置装备,TIM的枪就是自己花钱买的。谈到中国的经济腾飞,TIM更是赞不绝口。同我辩论最多的是西方警察。他们几乎不了解现代的中国,思想还停留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来自挪威的FLODE对中国的印象就是人口多,国土大。另外就是粮食和服装在世界上产量第一。他根本不知道我们使用的MOTOROLA对讲机就是中国天津生产的,也不相信东帝汶当地警察骑的会是中国生产的春兰牌摩托车。原本我的对讲机用透明胶带纸缠了几圈,主要是为了固定电池和写自己的证件号码,他一说对讲机不是中国生产的,我就火了,三两下撕开胶带纸,把电池卸下来给他看。果然在对讲机的内壳里写着:中国天津,英文MADEINCHINA。他这才死了心。说实话如果不是摩托罗拉,而是中国的品牌的话,他会更心服口服。看到当地警察骑的春兰摩托上那大写的汉语拼音,我是由衷的喜悦,这可是中国的品牌。我让FLODE猜是哪国产的,他说是日本,我摇头,他又说是韩国,就是不说是中国产的。最后我说是中国产的,看他的表情,好像就是打死他也不相信。我让当地警察说给他听,每个人在说是中国产的时候都伸大拇指,虽然他们的英语不标准,但CHINA这个词发音还是很清楚。他还是不相信,我仔细找了半天,才在警报器上找到“扬州”等汉字,没想到他比我还犟,硬说那是中国组装的。我又找了半天才在发动机上找到“MADEINCHINA”几个英文,这次终于让他心服口服了。进而我给他讲了中国的变化,中国早就不是什么都生产不了的贫弱国家了。如今你到东帝汶和澳大利亚的超市去购物,好多商品都是从中国进口的。我没去过其他国家,不知道其他国家的情况,但我知道在澳大利亚确实如此。中国如今在钢铁、摩托车、家电、化肥、水泥等好多方面都名列前茅。FLODE给我讲了半天他的国家,其实挪威也就是石油和渔业发达。当然挪威人也有自豪的地方,人均收入比较高,政府报销4次他们回国探亲的路费,另外如果在任务区得到提升,国内的工资也会得到相应的增长,当然任务结束后又会恢复到以前的样子。这种机制对鼓励警察申请高职务很有效。FLODE说他们在国内也学历史,但主要都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对亚、非、拉国家了解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