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东方：西方中心主义走向终结与中国形象的文化重建

　　在大众传媒成为话语中心的时代，知识分子应该怎样言说）在这一东西方由冲突到对话的时代，中国学者应该如何学会同西方中心主义进行多元对话？在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个体知识分子应该怎样呈现自己的不同于他者的思想和责任？对于新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这些问题链绝非可以等闲视之的。 记得2001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法国思想家雅克·德里达 卜acques Derrida）到北大哲学系与中国学者就若干学术前沿问题展开对话。我向德里达教授提了几个问题；第一，““宽恕”和”怨恨“是什么关系P无条件的绝对的宽恕是否可能？第二，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文学和哲学在话语体系中成为欧洲中心的边缘。应该用怎样的文化策略消解西方中心主义？而这种消解是否可能？第三。解构是不是绝对的？绝对的解构是否可能？而且当代中国讨论解构之后的重建问题，那么建构是否可能？解构和建构是什么关系？二者是不是对立的？有没有其他第三种可能性？德里达的回答是要摧毁西方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使中国不再是欧洲中心的边缘．但是也不能成为“中国中心主义”。他希望的是哲学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新的“人类性”观念。解构不是摧毁不是批判，解构不是否定的而是肯定的，即对不可能的肯定。德里达的回答事实上同他原著中对”解构”的摧毁性和批判性解释有了差距，说明德里达立场滑动的回答具有某种话语策略。大概“解构”本来就是一种不断滑动的话语行为。

　　王岳川：1995年9月生，四川安岳人。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1991年晋升为副教授，1993年破格晋升为教授，1997年列为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1998年到日本金泽大学任客座教授两年。1999年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为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华全国美学高校委员会秘书长。主要学术著作有：《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艺术本体论》、《后殖民与历史主义文论》、《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中国哲理诗学精神》、《中国镜像：九十年代文化研究》等；主编著作有：《西方文艺理论教程》（下）、《文艺现象学》（译著）、《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60卷）、《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丛书》（9卷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