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底要什么

　　中国的工业化真不容易，因为几千万人已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中国人的真改革更是谈何容易。因为它常常与“车裂”高度相关。然而我们必须改革，倘若改革不成，则中国必然走向革命或者动乱。我们都从自己亲身经历知道：无论是革命还是改革，往往都是逼出来的，都没有约定或事先设计好批准了再干的。近百年的中国，从来没有英国式的通过贵族阶级“光荣革命”使统治者“自觉”让渡部分权力和利益的先例。更何况中国重视传统价值的贵族早已经在战争和革命中消亡，新贵族还正在自身形成之初的无序掠夺之中。此外，传统知识分子作为“精神贵族”，在1919年和1966年两次文化革命中要么“失语”，要么自残。侥幸存活的，也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新生代知识分子制造的技术思维型的浅薄中明哲保身。其中，还多少有点“本土文化感”的人往往轻易地被主流排斥。而且，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本来就没有任何真正的左派诞生的土壤。因为在劳动力绝对过剩压力下的分散劳动者没有与资本对抗的条件，知识分子于是便没有“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机会，除非出现外忧内患、国难当头、底层社会民族主义汹涌澎湃，而统治者又严重失策的特殊情况。新中国工业化派生的新一代技术知识分子被戏称为“有学问没思想，有知识没文化”。他们大部分在本质上与新贵族相似，而且这些更强调“学而优则仕”价值观的现代知识分子主力，如果不是被逼急了，从来都是主动地、拼命地与统治者（无论是谁）相结合的。大众当然不至于蠢到连自己被剥削的感觉都没有了。但既然知识分子放弃了社会责任，他们便没有新的理念指引，于是有想法的往往回到传统之中去寻找；没有想法的大多数，则成为具有潜在犯罪心理倾向的“流氓无产阶级”。后者就是中国自从1989年进入第五次刑事犯罪“高峰期”之后、便在峰值上长期下不来的客观基础。

　　作者：温铁军温铁军，男，汉族，祖籍河北昌黎，1951年5月出生于北京。法学士，经济管理学博士，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任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总编缉，中国体改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理事长兼院长。兼职：国家信息中心中国经济信息网高级经济顾问，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特聘专家，中国宏观经济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主要研究课题与国际合作项目：最近10年来曾先后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做学术考察交流和参加国际会议。1994-2003年先后在13项国内外课题中任课题执行人或课题主要成员。近年来出席了20多次国际、3次两岸学术会议，发表了20多篇论文和会议评论。主要奖励：1988年，获国务院农研中心先进工作者称号；1998年，获国务院授予的“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证书；1999年，获农业部颁发的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第一获奖人）；2003年，获CCTV颁发的“中国年度经济人物奖”。我们到底要什么？>>更多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