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学语境中讲,人类精神生命的标志即“人与自然区别开”。这个过程完成在历史上的青铜-轴心时代。在轴心时代的生命觉醒中,人类获得了理性、伦理和审美三种精神资源,它们构成了文明时代中精神生命的原型结构。一方面,它们使人类摆脱了其“与物浑然”的原始状态并直接由此创造出辉煌的文明历史。另一方面,文明自身在其“与物相刃相靡”的历史发展中也恶性地损耗着这种原生的生命力。由此可知,关于精神生命最高的本体论阐释,也就可以归结为“轴心时代生命本体的再生产是如何可能的。”本书第一编从源流角度讨论了精神生命的三种历史形态。在青铜-轴心时代的最初觉醒中,中国儒家伦理学在“人兽之辨”中获得了它的最高形态;在启蒙时代的理性生命觉醒中,康德则以其对“人是目的本身”出色的先验分析成为新时代的最高代表。本书特别地阐明了精神生命的新道德本体论内涵。本书第二编从逻辑角度展示了“生命本体的结构分析”。作者首先提出了叙述和阐释生命本体的新二元论语境。其国一元即作这原始思维而存在的、以与物无对或与物浑然为基本特色的诗性智慧;另一元则是指作为文明时代精神结构而存的、以主体化与对象化为两大特征的理性智慧。由于只有在新二元论语境中才能找到理性智慧诞生的真实母体,因此它本身就是解读和阐释生命的深层结构。本书第三编则主要讨论了精神生命在文明朝代中的生产方式。由精神生命的结构分析可知,人自身再生产的先验条件即如何从知、意、情三方面建构出人与工具、人与动物以及真正的人与异化的人的本体论差异。由于在逻辑上存在着三种关于精神生命的内在观念,因而它们必然要外化为三种人自身生产方式,即以理性图式为深层结构的物质生产方式,以伦理图式为深层结构的人类自身生产以及以审美图式为深层结构的精神生产方式。一方面,由于伦理图式直接区别了人与自然,所以它同样是人自身再生产的先验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异化性力量不同,人类完成人自身再生产的方式也就不尽相同。本书第四编则主要针对以“反对象化”和“反主体化”为深层结构的新轴心时代而发。由于代的消费意识形态一方面以反对象化方式直接取消了理性生命的再生产机制,另一方面又以反主体化方式恶性损耗了伦理主体的历史积淀,并且由于它还间接地否定了以非对象化与非主体化为基本特征的人的审美自由机能,因而也就造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异化现实。只有从精神生命的感性机能和纯粹欲望批判入手,才能为当代人建构出一种真正的人自身生产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讲,苦难美学是一种关于当代人类生命存在的基本本体论。人类文明的存在和创新当然需要补充各种新的精神资源,但是,由于只有在轴心时代的生命觉醒中才完成了人与自然的区别,所以它理所当然地要成为一切其他精神生产活动的基础。而在这个轴心精神已恶性损耗的消费文明时代中,重申轴心时代这个人类的原本与人之为人的基本尺度,也正是对中国古代哲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精神的再度回应。无论时光流逝和大地沧桑,只要人们仍然希望成为人或需要知道如何才能成为真正的人,那么也只有祖先在轴心时代所创造的那种充满苦难内涵的精神资源,才能帮助他们完成这个无比艰巨而光荣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