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探讨了休闲学的基础理论，并提供一个理解休闲理论的基本框架。本书由四部分组成；休闲学概述、休闲与休闲活动、闲暇理论、个人休闲与社会休闲。读者对象：理论工作者，科研人员，政策研究者和制定者，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人文、社会科学各专业研究生及高年级本科生以及所有对休闲学知识感兴趣读者。李仲广：东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助教，企业管理专业三年级博士生。目前主要研究领域是休闲理论与休闲经济、企业理论与企业管理。卢昌崇：现任东北财经大学教授，工商管理学院院长，企业管理、旅游管理博士生导师；曾任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院长，亚太旅游年会（AsiaPacificTourismAssociation）第八届年会主席。本书探讨了休闲学的基础理论，并提供了一个理解休闲理论的基本框架。其主旨在于强化休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并力图在此基础上给出一个完整的休闲学理论框架。休闲学是具有全方位、综合性、多层次、几乎触及社会所有分支的一个学科。本书前言一休闲中心论：休闲学科发展的总概括西方休闲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被西方学者奉为休闲学之父的亚里士多德，他把休闲誉为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是科学和哲学诞生的基本条件之一，认为工作的目的是为了休闲，人惟独在休闲时才有幸福可言，恰当地利用闲暇是一生做自由人的基础。亚氏的休闲观如同他的其他理论，贯穿整个基督教时代。在中国的先秦文化中，同样蕴藏着丰富的休闲思想内涵，其独特而深邃的理解会极大地丰富现代休闲学内含。休闲思想在《诗经》中占有核心的位置，《大雅·生民之什·民亦劳止》直接阐述了休闲、小康和国家安定兴盛的重要性，‘‘民亦劳止，汔司小康。惠此中国……”，《小雅·十月之交》则强调统治者应该关心人民的休闲，“民莫不逸，我独不敢休”。此外，《周易》的“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老庄哲学的“大知闲闲”等构成了中国六朝隐逸文化、唐宋兼收并蓄休闲文化、明清描写丰富多彩休闲活动的小品文以及近代人文主义的闲适文化等的哲学基础。到近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人的全面丰富性遭到空前的压抑，人异化为机器等单面的怪物，片面的物质享受和可怕的精神贫困撕裂着当代人。因此，随着个人拥有的物质财富和自由时间的增多，人们弥补和发展精神生活方面的需求的显得尤为迫切。休闲成为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现象。一些近代学者也已以其犀利的目光洞察到这一发展趋势。马克思指出，闲暇增加是未来社会的根本条件和主要特征；罗素则进一步指出，运用闲暇的能力是检验人类文明的最后手段；此外，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也就休闲在社会经济中的影响系统地提出其重要见解。20世纪之后，休闲问题在发达国家引起人们普遍关注。休闲学专业教育在欧美大学普及开来，继而休闲研究步入了更为活跃的时期，众多学者在拓展休闲研究范围和理论建树方面取得了进展，极大地促进了基础休闲理论、应用休闲理论和休闲科学的发展，使休闲学科在今天已成为一个规模较庞大、结构较复杂的学科。1917年，英国学者亚瑟·彭蒂在《对后工业国家的研究》一书首次提出，后工业国家是休闲国家，是一种充满闲暇、过着工匠式的家庭生活的社会。1950年，美国学者里斯曼（DavisRiesman）明确提出了“大众消费”和“大众文化”的新观点，将休闲问题研究纳入社会学的范畴。1955年，荷兰著名学者约翰·赫伊津哈发表《游戏的人》（HomoLudens），这是休闲学研究领域的经典著作之一。作者发现游戏作为文化的本质和意义对现代文明有着重要的价值，游戏不仅是人类文化的开端，也是生活与文化的中心。人只有在游戏中才最自由、最本真、最具创造力。1962年，葛拉齐亚在其论著《关于时间、工作与休闲》中指出，休闲是一种难得的使人崇高与成功的理想存在状态。1963年，J．皮普尔的《休闲：文化的基础》充分阐释了休闲作为文化基础的价值和意义。到了20世纪60、70年代，国际社会步入一个具有新的休闲伦理观和娱乐道德观的大众休闲时代，新的休闲观念强调休闲是生活的主要乐趣，休闲是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人们正是通过休闲而不是工作来充分展示个性和自我价值。休闲是生活的目的，不从属于任何工作。它取代了过去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一直居于支配地位且流传甚广的观念——工作和劳动是生活的中心。1963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谈到经济学的未来时明确指出：休闲，而不是经济，是人类第一次面临着的现实的、永恒性的问题。1966年，美国学者查里斯·布莱特比尔提出了现代教育应以休闲为中心的理念，他的《休闲的挑战》和《以休闲为中心的教育》两书对休闲之于人类价值、情感以及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967年，国际社会学会决定成立休闲研究委员会，次年又在布拉格建立了国际休闲研究中心。1970年，联合国在布鲁塞尔召开了国际闲暇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世界的30个国家大约500名休闲问题研究专家和政府官员，会议通过了著名的《休闲宪章》。1973年，丹尼尔·贝尔正式提出后工业社会理论，他认为现代社会正从产品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变，后工业社会一个最明显的特点是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或制造业，而是从事服务业，如保健、娱乐、研究、教育和管理等。根据彼得·德鲁克的研究，到21世纪，工人将被机器人和计算机所替换，尽管我们还在其他领域努力地创造工作机会，但所有经济部门对工人需求都在减少。我们的社会开始面临这样一个问题：生活是否一定要以职业为中心？当前，绝大多数国家的反应是：延长退休后的生命、延长在高校就读的时间、推迟就业等。显然，这些都是权宜之计，并不是令人满意的对策，我们不应该把休闲仅仅当做工作后的消遣和恢复，而应更多地把休闲当做个人兴趣爱好的满足，在休闲中实现工作的最终目的，才是我们社会发展的长久之计。与此同时，美国休闲学者M．奇克森特米哈伊、斯坦利·帕克、奇克和伯奇等人的杰出研究使人们坚信，现代社会正加速朝着把劳动和休闲融为一体的方向发展，工作越来越像娱乐，而娱乐则越来越像工作，工作与休闲之间的界线在不久的将来会消失。另一位学者纽曼在1976年曾指出，工作已不再具有重要意义，而退居次要地位，闲暇明显地成为惟一的支配因素。后工业化社会中人的需要，正是在其闲暇活动中得到满足、感到舒适、获得自我肯定以及获得有助于实现社会一体化的技能，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使客观上极为单调乏味、令人厌倦的工作变得富有意义，而且使人产生满足感。1970年代休闲研究的另一重要事件是由于休闲需求的迅速增长，包括农、林、医、运动生理、地理、教育等在内的许多自然科学相继进入休闲研究领域，催生出一个新的休闲研究领域：休闲科学。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休闲研究异常活跃，大批休闲学术组织、休闲行政组织犹如雨后春笋般地破土而出。这一时期，学者们对休闲的认识进一步加深，认为休闲将成为未来社会的中心。1987年，约翰·凯利指出，休闲是“成为人”的最主要因素。2000年，杰弗瑞·戈比在美洲休闲学会年会上提出“休闲：经济的新中心”的观点，他认为，传统产业的发展与就业空间越来越小，而休闲产业正迅猛发展；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休闲产业是最大的产业之一，90年代休闲消费已经成为美国居民最大的消费项目，远远超过汽车、石油等产业，同时还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在21世纪，发展的质量标准将在于人的生存质量和全面发展，它的核心内容就是休闲经济，在许多情况下，休闲的质量与效率已成为社会进步的最终检验；随着休闲的经济、社会等作用的充分发挥，传统的休闲价值观必将发生根本的改变，整个社会将会围绕休闲这个中心问题来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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