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教育哲学思想研究

　　教育的对象是人，探索教育与人的发展问题，首先要全面、完整、系统地了解人，教育哲学中许多基本问题，都是围绕着人的概念而展开的。诸如人性与兽性的区别，人性的善恶，人性是否可以改变，人性的升华与堕落，人性是否有可善可恶的“双面性”，人的可塑性与教育在改变人性中究竟具有多大的作用，导致人性变化的种种因素及其相互之间的作用究竟如何等等问题，都是每一位教育家所要思考、探究、实验并在理论上加以系统阐述的问题。教育哲学的发展与人性论研究达到的水平是分不开的，研究教育与人的发展这一课题，首先要从探究人性的问题人手，这是先秦儒家学派教育家孔子、孟子与荀子建构“人”的学说或教育哲学最基本的方法。人类的轴心时代是人类理性的觉醒时代。中国的先秦文明时期与西方的希腊文明时期，东西方哲人开始把眼光从自然（天）转向人自身，从蒙昧的神话传说转向现实的人类社会，人文精神跃动而成熟。西方古代哲人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命题，开始使哲学的中心由自然转向社会人事和人本身，一种新的哲学形态诞生了。普罗泰戈拉公开宣称自己是“智者”，是一个从事教育的人，他认为自己的责任和事业是把人们教育成好公民，把“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哲学命题引进于教育领域，必然会使人类自我意识进一步觉醒。普罗泰戈拉认为通过教育，人会形成政治智慧与品德，并组织成社会，这是人区别于一切动物、优胜于它们的要点。古希腊哲学与教育思想这一根本性的转变，到苏格拉底时有了决定性的突进。苏格拉底对德尔斐神庙的神谕箴言“认识你自己”予以哲学的阐释，强调哲学与教育的要义是认识人自己，而人的本性是灵魂的善。他像中国先秦时代的哲人孔子、孟子一样，认为教育家的责任和使命不仅仅是传授知识和启发智慧，更重要的是认识和提升自己，在“反求诸己”的精神历程中使灵魂升华至最高的善。“未经思考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人生”，“美德即知识”，教育家只有启迪人们的理性觉醒，才能在逐步认识自己超越自己的过程中不断地实现人生的价值。从古希腊时代苏格拉底开始，西方教育家一直把研究、认识人类自己和促使人的发展作为教育哲学的中心主题。 经思孟学派及苟子从深度与广度两个方面的扩充、拓展，孔子以“仁”为核心，对人生全面涵盖并具有显明的实践性格的人性理论，逐步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主流；修、齐、治、平或“内圣外王”的人格发展模式，被后世儒学或其他学派的教育家奉为人的发展的理想模式。徐复观认为先秦儒家的人性论有如一个深广的磁场，它会重新吸引文化的各部门，使其环绕此一中心以展开其活动。（《中国人性论史》序）历代著名的教育家董仲舒、王通、韩愈、胡瑗、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王船山、黄宗羲、颜元、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以及熊十力、梁漱溟等重视德、群、智、体、美诸育并施的“六艺教育”，力求建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互相配合、协调一致的教育系统，其目的是为了促使受教育者的人格全面、和谐、充分的发展。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大怀抱，颜元“吾儒在上者则兴礼乐以化民，在下者则崇仁义以明道”（《存人编》）的实践模式，还有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中提出的“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与“传教”，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中将《大学》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格发展模式，视为“今天”要恢复的“民族精神”，“独有的宝贝”，认为这种“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的“精微开展的理论”， “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由此可见，从孔子、孟子、荀子到梁启超、孙中山，凡是在中国教育事业上作了卓越贡献的教育家、思想家，都是重视向内挖掘和向外扩充的“十字打开”的人格发展模式的。熊十力在《新唯识物》中说：“孔子平生之学，不外反求本心，洞识仁体。尽己性而即尽物性，本无内外可分。”揭明“儒者无有舍工夫而谈本体”，“以知本而创新，创新而返本”的要义，贺麟在《儒家思想之开展》中说：“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和谐体。”“儒家所谓仁，可以从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三方面加以发挥，而得新的开展。”表现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创造地系统地重新阐述的胆识。可见，先秦儒家学派人的发展观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其以“仁”为核心的、以礼乐文化为形态的、以实现内圣外王之道为目标的创造人生论，对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形成与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都起着不可忽视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就是从这一意义上，冯友兰称儒家哲学是提高人的生活境界以改进人生的学问，张岱年称儒家哲学是教育家的哲学，儒家对教育哲学的贡献尤为重大。从孔子、孟子、荀子到梁启超、梁漱溟、熊十力、贺麟、冯友兰、牟宗三、徐复观，凡是对中国文化的建构有卓越贡献的文化人，都在身体力行着这种创造人生论，研究先秦儒家关于教育与人的发展学说，应该珍视文化人这一优良传统。 从张载、王安石、二程、朱熹、王廷相、戴震、康有为与熊十力对孔子论“性”的观点的诠释看，说明“人性”问题是历代教育家、哲学家所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从孔子、孟子、荀子到康有为“熊十力”；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对“性”之本义有不同的理解，对性与习的关系，性的善恶问题，人性与兽性的区别问题，以及《论语》与《中庸》中论“性”的区别与联系问题，都作了新的诠释。他们的诠释不仅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孔子性论所蕴含的深刻涵义，而且对领悟孟子性善论、荀子性恶论及《中庸》“天命之谓性”论的独特意义也有助益。尤其是张载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论，王廷相的“性成于习”论，戴震的“慎习而贵学”论，康有为的“日习日变”论，熊十力的“材性”与“天性”区别论，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分析了人的自然本性与社会本性，遗传因素与环境、教育，“性”的形而下与“性”的形而上等问题，这些分析，比较系统地阐发了儒家学派关于人性的思考和研究的基本精神。发展指的是成长和才能在时间上变化的过程，是成熟和环境（教育）的相互作用的函数，孔子的性习论与他的“学而知之”的观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强调的是“习”与“学”在人的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启示人们改善教育条件、改变社会风俗习惯及改良政治，以利于受教育者全面、和谐的发展。康有为认为“孔子则不言善恶，但言远近”（《论语注》）。熊十力则说“君子之学，贵乎率性以变化气质”，并以“通”、“塞”阐释善恶的原由。（《新唯识论》）综合他们的分析可以使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孔子人性论的特征。康有为的分析偏重于经验论，他是为了阐明人性是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是一种由历史、社会、传统与文化所决定的存在，所以，他强调“故善恶皆视其习而已”，“故天下之化莫大于习”。王安石、王廷相、戴震的解释的要义也是这样，他们充分肯定了孔子“习相远”“里仁为美”的思想。熊十力则进而对“人性”问题作本体论的思考，在他看来，“材性”问题可以从经验出发作实证分析，“天性”问题，则属于“本体”问题。他以《易传》、 《中庸》的“人性”观念为依据，对先秦儒学大师有关“性与天道”的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孔子平生之学，不外反求本心，洞识仁体”。“《论语》所记孔子言行，一一皆从仁体流出”。在他看来，孔子不是不谈“性与天道”，而是不愿空谈。“孔子盖谓真理当由人伦日用中实践而证得，实践不力，而逞解悟，其解悟必不实，终与真理为二也。”（《新唯识论》）他分析了《论语》孔子“十五志学”与“天何言哉”等章，揭示“人与万物所同具之本体”，“恒创新之谓生，自本自根之谓命，自家生命即宇宙本体，吾与宇宙同一大生命”等道理，认为人的生命本性是“创新不已”，与宇宙的本性“生生不已”是相互联系的，因此，人性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人自我塑造的发展过程，是人无限的创造性活动。“自由是相对的名词，在限制之中而有自强自动自创，以变更不合理的限制底余裕，这才叫自由。”“我们若是把个人屈服于社会，使得大家凑成一副死机器，便与宇宙变动不居的生机大相违戾，是大不幸的事。”（《十力要语》卷四）从创造的宇宙观进而论及创造的人生观，其要旨无非是为了强调人的主体性自由，这是先秦儒家教育哲学中的核心观念。 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两次伟大的理性启蒙运动，一次是春秋战国时代以孔子创办私学传播仁学思想体系为代表的文化启蒙，一次是二十世纪“五四”时代进行的以科学、民主为旗帜以中国文化现代化为目标的文化启蒙。在这两次启蒙运动中，中国人关于“人”的观念确实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第一次理性启蒙运动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了精神基础，第二次理性启蒙运动，又为中国文化现代化、中华民族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沟通、互渗与更新开拓了道路。冯友兰说：“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都需要有一个包括自然、社会、人生的广泛的哲学体系，作为文化的中心思想和理论基础，把这种文化的各个方面统帅起来，联系起来，指导它前进。”孔子创建的仁学思想体系以及将“仁”引入教育领域作为教育目的，几千年来一直成为激励、引导、启迪、鼓舞、统帅“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创造文化的精神支柱。历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都不同程度受到孔子仁学思想的启迪和鼓舞，以“仁”为人生理想来砥砺一生；同时，孔子的仁学思想体系经过历代哲学家与教育家的诠释、发挥和创造性的重建之后，已经成为“一个包括自然、社会、人生的广泛的哲学体系”，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文化体系的形成、发展与完善起到了“统帅，，作用。研究充秦儒家的教育目的论，应该格外重视孔子将“仁”这一新范畴引进教育领域作为教育目的的重要意义，深入地发掘孔子仁学思想体系蕴涵着哲学智慧和人文精神并贯注于现代人生活之中，对于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和解决因文化素质下降而造成的道德危机、文化危机是有所补益的。钱穆认为：“孔子思想，本于人心，达于大同。始乎人文，通乎天地。其亲切、平实、简易、单纯之教育宗旨与其教育方法，必将为世界文化奠其基础，导其新生。”面对人类世界种种共同的危机，弘扬孔子真诚恻怛、博厚高明、境界极高又平实简易、理想崇高又切近生活的“仁学”思想，在中西文化全面接触、撞击、互渗以至融会的现代，将有助于更新中国既成的价值系统，并对未来人类世界文化的新生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研究先秦儒家教育目的论，尤其要重视其与中国文化创造性的转换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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