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曾更名光汉，号左庵，生于江苏仪征，仪征刘氏是晚清有名的经学世家，刘师培的曾祖刘文淇，祖刘毓崧，伯父寿曾，以三代相续共注一部《春秋左氏传》而饮誉学林。刘师培本人每每也以家学第四代传人自居，“予束发受经，思述先业”。他一生治学生涯，钱玄同把它分为两期，以1908年为界，“刘君著述之时间，凡十七年，始民元前九年癸卯，迄民国八年己未（1903—1919）。因前后见解之不同，可别为二期：癸卯至戊申（1903—1908）凡六年为前期，己酉至己未（1909—1919）凡十一年为后期。姑较言之，前期以实事求是为鹄，近于戴学，后期以竺信古义为鹄，近于惠学；又前期趋于革新，后期趋于循旧”。钱玄同对刘师培治学的阶段性划分是正确的。由于《左氏》学是刘氏家学，所以刘师培对《左传》用力颇勤，前期曾著有《读左札记》、《春秋三传先后考》、《左氏不传春秋辨》、《周季诸子述左传考》、《左氏学行于西汉考》、《史记述左传考自序》、《司马迁左传义序例》等。刘师培受家学传统及当时西学东渐的影响，所以前期治《左传》，视角新颖，视野开阔，建树颇多，深受时人的器重。本文将以“问题”为中心，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刘师培前期治《左氏》学，作一学理的梳理。刘师培在晚清的学术论著，时时流露出学派的成见，但是刘师培的家派门户壁垒观念远逊于章太炎和康有为。对经学史上诸问题的论述比较平稳，少有偏激，主要从历史分析的角度来考证，他的一些论断至今为多数学者所引证。刘师培前期在研究《左传》方面取得的成就，这与他所处的学术背景，学术渊源及个人的学术革新意识是分不开的，正由于这些因素，才足成了刘师培治《左氏》方法上的创新，学术方法的创新，是刘师培之所以学有所成的最主要原因。刘师培少承家学，“未冠即耿思著述，服膺汉学，以绍述先业，昌洋扬州学派自居”。作为晚清扬州学派殿军的刘师培，继承了扬州学派的治学传统，兼收吴、皖两派的治学长处，不分汉、宋，今、古，不立门户，治学贵主“通”。扬州学派今古文师并存，各尊所闻，并行不悖，所以南桂馨说：“扬州诸师实系天下朴学之一线，主古文者有之，主今文者有之，风雨晦明，彼此推挹，各自成其述作，而家法井然不淆，初不谓有此即可以无彼也，文达之教然也。”这一学风在刘师培身上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刘师培多次说到要做“通儒”鄙斥“仅通一经，确守家法者，小儒之学也。”认为“通儒”实为“旁通诸经兼取其长者，通儒之学也”。刘师培本人博览群书，精通经史子集，而且与同时代人相比，西学造诣颇深，可谓“学贯中西”，这正反映了他力主做“通儒”的愿望。刘师培虽承家学，重古文，但是并不排斥今文，“缘刘君不反对今文经说，而反对今文家目古文经为伪造及孔子改制托古之说也”，钱玄同此语实为知音之言。刘师培不囿于一经一传，不立门户之见，对《春秋》三传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学术观点，发现了一些新的学术问题，为《左传》研究打开了思路，如对三传的行文进行比较以及述史方面的相互影响，他提出《左传》成书早于《公》、《谷》。他还构思了《左传》研究的学术方向，“今观左氏一书，其待后儒之讨论者，约有三端：一日礼，二日例，三日事”，又“三书若成，则左氏之学必可盛矣”。这种实事求是地梳理《左传》演变过程的研究思路，正是中国学术近代化的重要表现，同时也说明了刘师培是中国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变的积极推动者、实践者。 “以子通经”是刘师培研究《左传》的又一大特点。正是以这一方法贯穿了《左传》研究，才大大开拓了刘师培研究《左传》的思维空间。刘师培研究《左传》与研究诸子学联系起来，对它们之间进行相互印证，《左传》在流传中讹误，可以在一些诸子书中找到最原始的《左传》文本，以恢复《左传》的真实面貌。“以子通经”方法之所以可以实现，与清代诸子学复兴的学术背景是分不开的。如汪中著《荀卿子通论》、孙星衍著《墨子序》、俞樾著《诸子评议》、孙诒让著《墨子闲诂》、王先谦著《韩非子集释》等，一时蔚为风气。刘师培先辈也十分重视诸子学的研究，《墨子》、《韩非子》、《荀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论衡》等都是他们的研究范围，刘毓菘曾著有《经传史乘诸子通义》。当然清代的诸子学还只是经学的副产品，仅限于校勘的阶段，少有发挥义理，但是它毕竟为后人进一步研究诸子学准备了学术资源。刘师培就是受惠于这样的学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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