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这本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认真地研究欧洲和美洲的通史，研究有关海权对欧洲和美洲历史发展的影响。一般说来，历史学家对海上情况知之甚少，他们有时对海洋既没有特殊的兴趣，又缺乏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因此，往往忽略了海上力量对重大事件的深远影响，他们有时对海权发展的总趋势还比较了解，但是对特定场合下海权的作用却不甚了解。一般情况下，我们说使用海洋和控制海洋，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已经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种重要因素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能够找出并且能够说明海权在一种特定场合下的确切意义，却是比较困难的。然而，除非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否则只一般泛泛地承认海权的重要性，那将仍然是模糊不清的，也是不实际的；因为这种承认，不是象本来应做的那样，即不是依赖于搜集一些特殊的事例，通过对这些特殊事例所处特定时期的环境分析，明确地说明了海权的确切作用。我们可以举两位英国作家轻视海上力量对重大事件的影响作为例证。看起来这两个例子让人很难理解，因为英国与其它国家相比，其强大更多地应归功于海洋。一位英国作家阿诺德在他所著的《罗马史》中写道：“历史上已经出现过两次，独特的天才人物与一个大国的各种资源和组织机构进行斗争。但是，每一次都是大国获胜。一次是汉尼拔①与罗马斗争了17年；另一次是拿破仑与英国斗争了16年。汉尼拔的斗争是在扎马结束的；拿破仑的斗争是在滑铁卢告终的。”另一位英国作家爱德华·克里西爵士在引用《罗马史》这本著作时，补充说道：“但是对两次斗争中的相似点，几乎都没有进行足够的、详尽的研究。这就是最后打败强大的迦太基的罗马将军西庇阿②，和最后彻底推翻法国皇帝的英国将军威灵顿是异常相似的人物。他们都担任高级重要指挥者多年，但是他们都远离战争的主要战场。他们各自最重要的戎马生涯都是在同一个国家——西班牙度过的。正是在西班牙，西庇阿同威灵顿一样，在反对主要的斗士和征服者本人之前，连续不断地遭遇和打败了几乎所有的敌军处于次要地位的将军。西庇阿和威灵顿都在使他们的同胞在遭受一系列败北之后，重新对战争恢复了信心，他们每个人都是在完全彻底地打败了所选中的敌军指挥官和所选中的有战斗经验的敌军之后，才结束了一场长期的和危险的战争。”上述这两位英国作家都没有提到这种更惊人的巧合，即在这两次战争中，胜利者都掌握了制海权。罗马人控制了水路，迫使汉尼拔不得不经过高卢③进行那种远距离的危险行军。行军途中，一多半的老战士变得很虚弱，从而使当时从罗讷河向西班牙派兵的大西庇阿，能够截击汉尼拔的交通线，又能够返回本土，并且能够在特雷比亚对付入侵者。整个战争期间，古罗马军团不受干扰，精神抖擞地经水路来往于汉尼拔的基地西班牙和意大利之间。在梅陶鲁斯河的决定性战役中，相对于哈司德鲁巴尔和汉尼拔的军队来说，罗马人的部队处于内线位置，按理说这种态势原本应是决定战役胜负的关键。但是由于汉尼拔的弟弟哈司德鲁巴尔不能从海上，而只能经高卢从陆路运送援兵，最终让罗马军团取得了这次战役的胜利。此后，在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性时刻，迦太基的两支大军在狭长的意大利被分开了，其中一支被两位罗马将军的联合行动摧毁了。另一方面，海军历史学家们很少考虑通史与他们自己所研究的海军史这个特定的题目之间的联系，通常只把他们自己局限在单纯编撰海军事件的编年史上。与英国人相比法国人不是这样；天才的有教养的法国人能够比较认真地调查取得异常结果的原因，调查各种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就我本人所知，还不曾有一部著作曾经讲授过我们这里所探讨的这种特定的题目，即评价海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和对国家繁荣、兴旺的影响。至于其它一些论述各国的战争、政治、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历史，也只是偶尔、一般冷漠地提到一些海上事件。本书的目的，在于把海上利益放在最突出的位置上，但是，又不使它们与总的历史中的具有因果关系的周围环境相脱离，并且试图说明周围环境又是怎样影响海上利益的。海上利益又是怎样改变周围环境的。这本书所涉及的历史时期，是从有独特特点的帆船时代开始的1660年，到美国独立战争结束的1783年。虽然在这本书里以一系列海上事件为基础的通史的连贯性不是很明显，但是这本书已经尽力提供一个准确的、清晰的提纲。作为一名热爱自己本职工作的海军军官，我在撰写本书时毫不犹豫、毫不拘束地离题论述了海军政策、海军战略和海军战术问题；我尽量避免使用海军技术术语，希望在这本书里所提出的这些简单问题，将会引起非专业读者的兴趣。A·T马汉188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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