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西域”是中国史籍使用的一个地理概念，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广大地区。尽管各史所记“西域”的范围大小不一，其核心部分均为包括我国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我们今天使用“西域”这一名称，一般有广狭两义。广义指古代中亚，狭义指历史上的新疆。本书所谓“西域”，取其狭义，然在叙事过程中，往往越出新疆的范围，视各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而定。（二）进入历史时期以后，“西域”几乎不是被北方游牧部族所控制，便是受内地王朝的统治；因此，“西域”史的发展与中国北方游牧部族和内地王朝历史的发展密切相关。为了叙述方便，本书篇章的安排与中国北方游牧部族史和内地王朝史（特别是后者）的框架尽可能保持一致。“西域”很少被来自帕米尔以西的政治势力所控制。来自帕米尔以西的影响主要在文化方面。这种影响在某些时期、某些方面是比较突出的。本书在叙述汉文化、北方游牧文化对“西域”产生的影响的同时，注意到了这一点。“西域”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杂居之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又一直处在东西交通的枢纽地位，在东西经济、文化交流史上有特殊的贡献。本书虽以政治史为主，仍对此给予了不小的篇幅。（三）“西域”史研究具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西域”史既是中国史的一部分，又是中亚史的一部分，要全面、透彻地理解中国史和中亚史都不能不研究“西域”史。不仅如此，“西域”史研究还能为我们探索若干从世界历史的发展来看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例如各种文化交流、冲突和融合的规律等）提供丰富的启示。二千多年历史的经验教训还告诉我们，“西域”与国家安危有重大的关系。今天新疆地处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而与之邻接的中亚地区又是世界上最敏感的地区之一，局势动荡不安。由此可见，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的现实需要出发，都必须加强“西域”史的研究。（四）“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性是十分明显的。最近十多年来，我国的“西域”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总的来看，至少相对于中国史研究的其它许多领域而言，还是十分薄弱的。而要改变这一情况，当务之急是编写一部简明的《西域通史》。一部合乎要求的通史，应该吸收、消化已有的研究成果，使更多的人能利用这些成果。因此，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力求做到深入浅出，即在充分利用现有文献和考古资料，尽量吸收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用明白易懂的文字将“西域”历史的大致轮廓勾勒出来。“西域”的历史十分复杂，有关资料又比较贫乏，以致许多重大问题在学术界均有不同程度的争议。限于本书的性质和篇幅，我们不可能将讨论情况一一交待清楚，而只能择取我们认可的观点，为补救可能出现的偏颇，我们在每篇之后列出主要文献目录，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此为线索，深入探讨。（五）本书的编辑工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主持，余太山负责统稿。各编执笔者如下：第一编陈戈（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第二编余太山（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第三编芮传明（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第四编吴玉贵（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第五编吴玉贵第六编吴焯（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第七编魏良弢（南京大学历史系）第八编刘迎胜（南京大学历史系）第九编魏良弢第十编王希隆（兰州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荣新江先生出席了本书的审稿会议，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中州古籍出版社耿相新先生为编辑本书做了大量工作，使本书的质量明显提高；历史所中外关系史宝夏应元先生、耿昇先生对本书的编写始终十分关心，且曾协助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谨志于此。编者1992、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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