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末叶以来,吐鲁番盆地的城址、石窟寺院、古墓出土了大量古代文献和考古文物材料。于是,吐鲁番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和敦煌学一道,成为20世纪的显学。与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相比,吐鲁番出土的写本和刻本资料,语言种类更加复杂,年代跨度也更长,其中尤以宗教文献具多,特别是佛教、摩尼教、景教文献。东西方学者各逞其能,通过对大量宗教文献资料的解读和研究,为吐鲁番的古代文明描绘出了多姿多彩的画面。相对而言,我们过去对于这样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的历史背景却不甚了然,因为反映世俗社会政治事件、日常生活、经济状况的文书材料不多。直到80年代中叶以后,唐长孺先生领导的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编纂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公布了大量的属于高昌郡、高昌国和唐西州时期的历史文书,才大大推动了吐鲁番各个历史时期研究的进步。在这一大批首次系统公布的文书资料中,有关麴氏高昌国史的文书材料数量相当可观,远非德国、日本、英国所藏吐鲁番文书所可比。同时,新材料也带来新问题,许多过去没有见过的文字、制度、习俗、观念都需要解释,由此引起学术界一个研究高昌国史的小高潮。孟君宪实是80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人,当他开始研究吐鲁番文书时,即把敏锐的目光,集中在高昌国史的资料上。孟君毕业于南开大学,后在新疆师范大学从事教学工作;以后又到北京大学深造,受过系统科班的历史学训练。这样的学术经历,对于吐鲁番历史的研究是不无帮助的。作者既体察边疆地区之民情,抱有同情之了解,又摆脱地方主义之情绪,秉持学术之正路,我们阅读这本专著,不难看出其书是在了解中原相关制度、文化的前提下,以高昌为立足点,来研究高昌的历史,因此对于高昌国制度、文化特性的把握,就比较中肯,并不因为新材料而张大其词。孟君此书,是在多年来陆续发表的论文基础上重编而成,章章节节,对高昌国史多有贡献。吐鲁番文书和敦煌文书一样,大多数都是零碎的历史片段记载,孟君治学,并不为残篇断简所累,能够从小处着手,而揭示高昌历史上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