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的主旨，乃是让广大读者得以赏阅历史学界顶级学者所奉献的鼎乘之作。第一卷（共和国帝制的创建）由布拉福德·珀金斯教授执笔，他是专攻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美国外交的杰出史学家，也是活跃于当今外交史学界的老前辈。珀金斯认为，年轻的共和国的对外政策，乃是物质利益、文化和各种民族价值观的产物。通过对宪法和外交的探讨，他梳理出一条能够贯穿于其他各卷的主线：从华盛顿开始，历届总统都始终如一地力图主导政策，而这与制宪会议参加者的意图恰恰是背道而驰的。他认为，美利坚帝国的崛起，源于对土地和资源的贪婪，而不是对其他民族的统治权。然而，正是这种对其他族裔———土著美国人、墨西哥人以及特别是非洲裔美国人的统治权，导致了内战及其期间的外交———这是本卷作者讨论的最后一个事件。这本杰作，概述了美国崛起为一个国家并奠定了在19世纪成为世界强国之基础的那些岁月。第二卷（美国人对机会的寻求）的作者沃尔特·拉夫伯，是外交史学家威斯康星学派最令人尊敬的一员。拉夫伯执笔的这一卷，涵盖了19世纪最后1/3时期，并延续到20世纪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执政结束的1913年。他探讨了美国经济力量的增长与扩张主义之间的联系，增加了种族主义的主题，特别是用来分析土著美国人和菲律宾人。令人印象至深的是，他反对美国是在追求秩序这种观念。他指出，美国人在国外寻找经济和传教活动的机会，而对他们给其他国家带来的混乱状态毫无顾忌。中国或墨西哥爆发的一次革命，不过是美国人为越来越多的好处付出的代价，特别是这种代价由当地人所付出时，尤为如此。他的另一个不可回避的主题，是运用外交来扩大总统权。第三卷（美国的全球化进程）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由美国历史学家协会前主席、我们这一代最具创见性的国际关系史学家入江昭执笔。入江昭出生于日本，受教于美国大学，执著于研究权力政治中无处不在的文化冲突与融合，特别是研究美国与东亚国家直面相撞时的境况。入江昭的这一卷，开篇时简略交待了17、18世纪和19世纪不断演变的并由欧洲主导的国际体系。他分析了战争与和平时期的威尔逊主义，以及它是如何运用于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作者对他所说的20世纪20年代的“文化方面”的讨论，最为突出。入江昭认为，他所写的这个时期构成了“美国的全球化进程”———在这个时期，美国取代欧洲成为世界领袖，并为筹划和维持国际秩序提供了经济和文化资源。第四卷（苏联强权时期的美国）的许多内容，一如入江昭那样，也集中在美国—东亚关系上。我的朋友迈克尔·韩德将我归入外交史学家“现实主义”学派之列。我那一卷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落幕之际，终于1991年苏联的消亡。我写到了美国领导人对于战后世界秩序的设想，指出他们越来越意识到苏联对这个设想构成的威胁。“安全困境”的概念，亦即每一方的防御行动看来都是对另一方的威胁，在我对冷战起源的分析中占据着突出地位。我还强调了两种政治制度的重要作用、美国国家强盛而政府软弱的矛盾处境以及斯大林式政权的隐秘性和残忍性。在这一卷中，我指出了战前殖民帝国纷纷崩溃、亚非拉一系列新近独立国家相继出现以及美苏力图迫使它们加入华盛顿和莫斯科各自设计的国际体系所引起的混乱的重要意义。最后，我叙述了德国和日本作为大国的重新崛起、苏联的分崩离析、美国的发展趋势及其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在世界事务中的游移不定的方向。无论各个作者处理其研究对象的方式是多么迥异，这四卷著作均有着许多主题可以遵循。首先，美国矢志不渝地追逐着财富和权势，珀金斯和拉夫伯对此做了生动描述。入江昭展示了美国在历经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崛起为世界领袖之后是如何运用其财富和权势的，我则探讨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这一时期美国作为霸权国家的行为以及它对其统治地位面临的威胁所作的反应。第二个至关重要的主题，是争夺外交政策的控制权。每一位作者都指出了宪法体制所带来的总统与国会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从1789年至今的各位总统如何力图绕开宪法对其权力的种种限制。我们都关注着世界舞台上所见的那种美国特性的构成因素。我们考察了美国价值观的演变过程，并将其同美国的国际行为进行了对照。此外，我们对美国的全球行动能力对国内秩序的影响不无顾虑，对托马斯·杰斐逊的那个正直而有德行的共和国构想已遭遗忘忧心忡忡，这些对美国人以及美国人宣称“注定领导”的世界来说，都是不祥之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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