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研究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领域。“五四”以后，人们谈白话文创作，自然要写到他。不过因好恶不同，价值观有别，其形象忽高忽低，捧之者视若神明，贬之者弃若粪土。周作人一生以旁观者身份冷视尘世，写了诸多文字，文本的价值自不必言，而当他成为别人叙述的对象，变为“被看”的对象时，话题之多也许仅次于鲁迅。所以周作人的看世与被看，是文学史的一道景观，我们今天窥视这一渐渐远去的风景，自然会有诸多感慨。新文化运动初期，周作人名气之大，有时在鲁迅之上。那时二人被合称为周氏兄弟，其思想状态与文章风格，多有相似的一面。陈独秀与胡适对周氏兄弟评价很高，以为白话文的魅力在二人笔下被呈现出来，是新文学真正实绩的代表。看那时二人的著述，文字老到深沉，学识渊博，且又有深切的现实情怀，所以每有篇章问世，辄被人们争阅，影响之大，现在看旧时文献，依然可以感受到的。周氏兄弟虽不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主帅，却起到了别人起不到的作用。比如译介弱小国家的富有反抗精神的作品，创造了新式小说与随笔。其文激越沉着，深情远致，为许多旧文学的信徒所不及。说白话文在二人手中诞生，又在其笔下成熟，并非夸大其词。周作人的丰富性、复杂性与难解性有时并不亚于鲁迅。他同代的人与后辈，对其看法也五花八门。浏览形形色色描述周氏的文章，能窥测到现代文化接受史的侧面。文人的心态与价值取舍亦历历在目。了解周作人，固然要看他的著述，那是一个驳杂的世界，走进其间并不容易。另一方面，又不能不了解人们对他的看法。这构成了他的形象的立体性。周氏的同代人中，像他那样杂览群书者不多，知识谱系里有着后人难及之处，所以能与其精神真正对话者不是很多。后代人有必要努力去了解他。我们在这些文字里可以体味到现代意识流变的过程。周氏的投影中有我们现代文人的隐痛，惟有了解其创伤者，才可说触摸到了那个鲜活机体的一部分。史家眼里的周作人与批评家眼里的形象不同，直面血色的热血青年和书斋里的学人有各自的周作人观。我们看废名、曹聚仁、何其芳、胡风、郭沫若、俞平伯等人的文章，便知道个体阅读的差异。这差异构成了现代批评史与学术史的斑驳的面容。一个不倦的书写者和他的周围世界，就构成了这样一种复杂的关系。破译它们，也并非一件易事。人在历史中扮演的红与黑的角色，有时是反逻辑的。周作人就是在这个反逻辑的叙述里，和千千万万个读者相逢了。晚年的时候，周作人曾在遗嘱中说，自己一生所写的文字不足为道，这并不是自谦的话。他对生命与人间有着无量的哀凉感。有时想想，理解这个人，不懂其内心的苦楚，大约总有点隔膜的。所以我们相信，看待周氏，当和理解鲁迅一样，不可以世俗的尺度简单为之。他存活于中国，有时又不属于中国。一个读书人在深刻与茫然之间，有时是游移的。辉煌的背后也许恰是大的空虚。周作人的著述生涯，也未能逃脱这样的命运。那是现代文化的一个漩涡。鲁迅对周作人的影响很大，对他的感情之深，连周氏自己也承认的。但自1923年二人分手之后，各奔东西。一个成了荒漠中走来走去的斗士，一个躲在了“苦雨斋”里做了人间的看客。周作人由先前的朗然、明快，渐渐变得清冷、灰色。他以消极的方式人世，谈古往今来轶事，言中外野史杂著，将思想内敛于生命体验之中，走了一条不为外人轻易理解的道路。一边翻译介绍域外学术，一边借当下经验叙述历史，和激进文人的走向街头、溅血的呐喊渐渐远离了。直至后来，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后，他出山做了伪华北教育督办，晚节不保，落得骂名。以其学识之深，本可以成为学界的前导式的人物，但在历史的错位中，滑向鲁迅的反面，其震动之大，在文坛是少见的。惋惜与诅咒，哀怜与批判，至今余音未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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