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在山东某商业银行业务处任处长的周建设被借调到北京总行。第二年，妻子也辞职到了北京，并在一家企业找了一份临时工。妻子来后，他们租了一间房子，有了一个临时的家。也是在这时，周建设动了想调进北京的念头，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儿子。山东是高考大省，每年参加高考的学生多达30多万人，而算上大专，总录取率也只有50％左右，所以竞争异常激烈，录取分数线每年在全国居高不下。2001年，某家中央大报将各省市录取分数线公之于众，山东省第一批重点院校录取线比北京要高出100多分。这年高考前后，公平问题成为社会热点，北京、上海成为关注焦点。外地人认为北京人占了便宜，不但沾了首都的光，也沾了高校资源丰富的光。就因为北京高校资源丰富，北京的孩子考大学就容易，十个人里有七八个能上大学。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愤愤不平，有人出来说：“咱北京的孩子别看分数低，可素质高。”这更招来一阵猛烈的板儿砖。2001年9月，北京市对外宣布：2002年，北京市高考将自主命题。嫉妒的、愤愤不平的、抨击的，全都傻眼了，人家不跟你玩一个游戏了，跟你的游戏规则不一样了，你还说啥？如果不是家里有一个也即将要高考的孩子，周建设也许不会去关心录取分数线的问题，不会去关心公平不公平的问题。儿子上的是一所重点中学，成绩不算好也不算坏，上个大学估计没问题，但要想进重点大学还是有点儿悬。虽然借调到北京，但在北京落户，周建设倒真没想过，分行的两位副行长在一两年内将先后退休，他这个重点业务处的处长接副行长的位置似乎顺理成章。再说，他也没觉得北京有什么好，这里，局级干部一抓一大把，当个局长，也得自己骑自行车上下班。所以他当时的想法是，好好干半年，给领导留个好印象。努力进京的目标最初是由妻子提出来的，她对丈夫说：咱小铉要是在北京参加高考，没准儿能进清华。你一定要好好努力努力，为了儿子。”这话说了没多久，妻子悄悄把在银行的一份好工作辞了，亲自到北京来了，大有破釜沉舟的架势。为了有个北京户口，周建设拼命努力工作，希望得到领导的赏识。因为对他来说这是唯一的途径。说起当初的动机，周建设苦笑着摇摇头说：“这动机不高尚，很卑微，但却是真实的。”2002年元月，是周建设借调到北京的第七个年头。由于他工作表现出色，总行破例为他申请到了全家户口进京指标。周建设说，那天我从北京市公安局拿到户口迁入证时，真是百感交集。记起有一年回家过年，儿子见了我很陌生地看着我说：“爸，你再不回来，我都快不记得你长什么样儿了。”我听了差一点就掉了眼泪。如果不是为了儿子，也许我早就打了退堂鼓。当我终于拿到了那个想了多年、等了多年的户口本儿时，我在心里默默地说：“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儿子终于是北京人了。”办完了户口，周建设马上着手为儿子联系转学的事。他辗转托了很多关系，最后还是一位老领导出面，找到了儿子现在借读的这所市重点中学。校长告诉他，在不能确认孩子的真实学习情况时，只能办借读，两个月后参加高二期末考试，如果总成绩能进年级前100名，学校再为其办理转学手续。有人告诉他，这已经是很给面子了，能进这所学校的学生谁不是过五关斩六将才进来的，就是那些借读的学生也不是说谁想进就可以进的，除了要交数目不小的借读费，还得有关系。儿子听说要到北京上学，似乎并不欢欣鼓舞，要走的前两天，晚上回来得很晚，问他去哪儿了，说是跟同学在一起。到北京后，周建设很郑重很严肃地跟儿子谈了一次话。他说，这次期末考试很重要，你要是考不进100名，你就进不了这所学校，进不了这所学校你就只能去二类学校，所以，一定要认真对待，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儿子一直低头听着，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周建设突然觉得他和儿子之间有了距离，面前的这个半大小子，已不是几年前搂着他的脖子缠着要他讲故事的那个胖小子了。怕儿子不能适应新的环境，周建设几乎每天都要去学校看看，他发现儿子下课后几乎不出教室，也不跟周围的同学说话，一个人趴在桌子上做作业。回家后，他想跟儿子好好谈谈，因为儿子并不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那天，一吃完晚饭，儿子就坐到电脑前，说是要给山东的同学发邮件，在电脑前竟一坐就是一个多小时。周建设见了又急又气，忍了半天，见还没有从网上下来的意思，终于忍不住了，走过去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抓紧。”儿子抬头看了他一眼，“叭”地关上了电脑。周建设说：“到了这里要学会跟新同学处好关系，别一天到晚老惦记着老同学……”话还没说完，儿子就冲着他说：“我一开口说话他们就嘲笑我，学我的山东话，还叫我外地人，北京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周建设没想到儿子有一肚子委屈，竟一下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如果儿子不能融人新的集体，不能心情愉快地投人学习，势必影响学习成绩。他心急如焚，第二天就去了学校，跟班主任谈了儿子目前的心态，希望老师能从中做做工作。也许老师在下面做了工作，儿子的脸上渐渐有了笑容，虽然还不大爱与新同学交往，但性格活跃了一些。小铉期末考试成绩进了年级前100名，学籍由山东转到了这所重点中学。新学期开学，小铉成了该校高三年级学生。周建设也就成了高三学生家长。儿子进了高三，周建设和妻子的神经绷得更紧了，这可是决定命运的一年，不少孩子就是在这一年功亏一篑。可是周建设发现，他和儿子几乎无法沟通，7年的分离，父子之间已变得陌生，似乎有一种看不见的距离在阻隔着他们，使他和儿子无法靠近。儿子的床头摆放着一只布做的玩具老鼠，那是他从山东带来的。他对那只玩具老鼠喜欢得不行，晚上睡觉时也抱在怀里。周建设看不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怎么还像个孩子，要抱玩具睡觉？他看了心里别扭。一天乘儿子不在家，他将那只玩具老鼠藏起来了。儿子晚上回来，见老鼠不见了，焦急地问：“小老鼠呢？我的小老鼠呢？”说着，便满屋找起来。周建设皱着眉头说：“什么小老鼠小老鼠的，你都多大了，还玩那些东西，我替你收起来了。”没想到比他高出一头的儿子横眉竖眼地冲到他面前说：“你有什么权利干涉我的自由，我喜欢小老鼠怎么了？那是我的自由！”周建设气得浑身哆嗦，扬起手给了他一巴掌，从小到大，他还从没打过儿子。挨了一巴掌的小铉没有哭，只是恨恨地盯着他说：“周建设，我告诉你，不是看你是我爸，我现在就把你撂倒在地上。”说着回到自己的房间，“砰”地关上了门。这一巴掌将他和儿子的距离打得更远了。儿子为什么那么钟爱那只玩具老鼠，来北京时还带在身边？周建设对此产生了怀疑，难道他早恋了，难道那只玩具老鼠是对方送的定情物？联想到儿子来北京后经常上网，有时在网上一呆就是一两个小时，周建设的心一下就提到了嗓子眼儿上。动手能力差：6岁了还会把鞋穿反，六年级了还不会自己系红领巾。没有自制力：什么东西都拆，家里的玩具、收音机，甚至爸爸挂在墙上的枪。不负责任：上小学时逃学一个月，他早、晚按点出去，按点回家，一个人整天在公园、马路上闲逛。不知深浅，胡作非为：抽烟、打闹，叫同学到家里来折腾，学李白斗酒诗百篇，用馒头蘸老白干，喝得一屋子孩子烂醉如泥。对于这样一个“没出息”的独生子女，郝麦收说也说了，打也打了，但是任你家长怎么说教打骂，郝丁就是有他的小心眼儿：我就这么着，看你们怎么办？反正我是你们的独生儿子，再急、再气，还能不要我？活生生折磨了父母20年。到了他好歹读完了职业高中，气得望子成龙的郝麦收实在没法，不得不想出一个和儿子签协议的绝招儿，下“狠心”来好好整治整治皇帝老子也打造不了的他。这就有了“9·18”之夜，有了父子协议。然而，事情之所以显得残酷，是因为郝丁的身体。郝丁出生时本是个“早产儿”，因为在娘胎里少呆了一个月，生下来就像猫一样的可怜。不仅如此，落生后又赶上唐山大地震，大人都得住抗震棚，弱小的郝丁就被母亲送回了山西老家，请奶妈抚养。后来发现他身体实在太差，10个月后又被接回了天津。小的时候感冒发烧是常事，经常闹痢疾、肺炎，半夜三更由母亲一个人抱着去医院看急诊（那时郝麦收还没有从部队转业回到天津），可以说郝丁是在母亲的怜惜和抱怨中一天天“熬”大的。对于这么一个“病秧子”、“小可怜儿”，母亲孙子芳只觉得能把他养活，别半路夭折了就谢天谢地，哪里还有过高的期望要求孩子成龙成风.因为我也是母亲，也有一个从小体弱的孩子，所以非常同情孙子芳。我不知道天下像我们这样的妈妈会不会赞成郝麦收那样的做法，还是大多数人都宁愿自己的弱儿在父母的呵护下，以身体健康为第一，长大了也就靠父母安排一个一般一点的工作，谁会狠心用“协议”的办法强行把孩子推向社会，逼着他早点自立，只为了将来“有出息”？孙子芳告诉我：她的思想并不是那么保守，在企业，她一直是搞政工的。如果按照她的本意，她是宁愿让郝丁平平庸庸的，也不愿意看着郝丁这么受自己父亲的折磨。“天下的父亲和母亲到底不一样，郝丁毕竟是我一个人惊一天险一宿地把他带大的，现在都长到二十几了，你看他还是那么瘦小枯干，要是依着我自己，我可下不了他父亲那样的‘狠心’。”她说着，几次忍不住泪，弄得我心里也潮潮的。怎么办呢？郝丁已经软软弱弱地长到了20岁，父亲郝麦收却就是因为他长到了20岁还那么软软弱弱的不成器才决定逼他，一场战争不可避免。郝麦收把父子协议看成一场志在必得的“实验”，那么郝丁呢，他成了什么？我问他知不知道自己的角色？郝丁苦着脸：怎么不知道？用我同学经常嘲笑我的话说：“我就是我父亲实验室里的那只完全被动的‘小白鼠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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