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自由化与有效环境保护

　　北美市场是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中国对北美的出口又遇到了与贸易有关的环境问题的困扰，迫切需要研究贸易与环境问题。北美自由贸易区（简称NAFTA）是南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又是世界上第一个将贸易与环境直接联系起来的自由贸易区，研究北美贸易——环境问题，有助于我国处理与发达国家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的环境保护，而且墨西哥是惟一与发达国家签署了包含环境条款在内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中国家，墨西哥与美加促进贸易自由化和环境合作的经验教训对中国具有直接而重要的参考价值。本书以贸易与环境关系理论为基础，力图沿着如下路径展开：本书共9章，包括4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以贸易——环境关系理论述评为基础，分析国际社会在实践中协调贸易与环境关系的探索；第二部分探析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贸易——环境模式；第三部分分析NAFTA的贸易与环境效应，重点是对墨西哥的影响及其经验分析；最后一部分在分析NAFTA对中国影响的基础上，探讨中国拓展北美市场的宏微观对策思考。第一部分述评贸易与环境关系理论及实践探讨这部分首先对贸易与环境关系的理论研究作一文献综述与评价。贸易对环境影响的理论研究呈现出多种观点，一种认为自由贸易改善环境，其主要理由是，自由贸易可以使每个国家按其比较优势从事专业化生产，既定的资源投入可生产出最大化产量，从世界范围看，形成了资源的最优利用，这样将有利于环境保护；而环保主义学者则认为，自由贸易从多方面造成环境恶化，因为贸易增长扩大了全球经济规模，导致污染的上升和自然资源的非可持续性利用。两种看法都过于强调贸易——环境关系的某个方面，实证研究至今尚不能明确证明自由贸易与环境改善或退化之间是否存在线性关系。贸易——环境关系理论研究的另一方面是环境规制对贸易和投资的影响。对于环境规制对贸易类型的影响，各种理论模型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一种观点认为，环境规制将增加企业投资成本和管理成本，导致企业竞争力下降。在国际贸易中，如果一国单方面提高环境标准，国内企业在与环境标准低的外国企业竞争时，将降低其竞争优势，促使国内企业向环境标准低的国家转移，此即“污染天堂”假说。而实证研究不足以支持该假说的成立。多边贸易体系和多边环境协议在协调贸易——环境问题上作出了很多努力，GATT在一般例外条款中提及了环境保护问题，却较为笼统；多边环境协定在多领域作出了规定，但约束力有限；欧洲联盟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引入环境保护问题，其经验也仅局限于发达国家，对南北型贸易自由化及多边经济合作处理贸易——环境关系的适用性有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对待贸易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关系上也存在多方面的分歧。基于贸易——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国际社会仍需努力寻求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协调贸易——环境问题的模式。NAFTA则是探寻南北型贸易——环境合作的一次重要探索。第二部分分析NAFTA的贸易——环境模式根据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区于1994年启动，计划15年内建成北美自由贸易区，《北美环境合作协定》（简称NAAEC）作为NAFTA的附属协定同时运作。NAFTA和NAAEC都有相关条款对贸易中的环境问题作了规定，形成了独特的贸易——环境模式。作为第一个包括了环境保护条款的自由贸易协定，在四个方面有建树：一是混合性制度安排。NAFTA虽然是自由贸易区，但其经济一体化程度也带有混合性。NAFTA不仅仅是一个贸易协定，环境合作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此外还涵盖了减少成员国间相互投资的限制、便利商务人员和专业人员的短期流动、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内容。NAFTA条款本身包含了一些环境条款，强调环境政策应避免“贸易的不必要壁垒；”二是NAFTA的附属协定《北美环境合作协定》创建了一套以环境合作委员会（简称CEC）为核心的组织机构，包括理事会、秘书处和联合公众咨询委员会，监管受贸易自由化影响的环境问题，促进贸易环境的协调发展；三是建立了不同领域的纠纷解决机制，为多边贸易组织和区域性贸易组织协调贸易与环境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四是环境合作的计划指导和公众参与。CEC制定为期三年的工作计划，这是一种灵活的中期计划手段，用以指导工作的开展和向公众提供有关将来行动计划的重要信息。注重广泛的宣传和公众参与，其联合公众咨询委员会即是公众参与的重要机构。第三部分重点分析NAFTA的贸易和环境效应北美自由贸易区运作以来，推进了三国贸易和投资的迅速增长、就业的增加及生产率的提高。NAFTA的模式及其产生的经济力量以多种方式转化为对环境的影响。研究中采用“压力一状态一反应”分析框架，从四个领域分析NAFTA的环境效应：生产、管理和技术，基础设施，社会机构以及政府政策。得出的结论是，NAFTA的环境效应取决于社会机构和政府的应变及对NAFTA法规的实施、以及企业的运行和支撑企业运转的基础设施。除了基础设施的环境效应不确定外，其他三个领域都可产生正环境效应，只要社会机构和政府政策发挥正常作用，NAFTA最终形成的环境效应为正。自20世纪90年代初，NAFTA被提上议事日程后，一种有影响的观点认为，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的自由贸易将会降低美、加的环境标准。这种推论是没有将环境政策作为内生因素来考虑。将环境政策作为内生变量的两部门模型说明，发达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自由化过程中，不仅不会带来环境保护水平的下降，而且环保规制还会得到加强，达到贸易自由化与环境改善双赢的目标。以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作为利益分配的替代工具，发达国家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改善了环境。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1990年以来在与美加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环境规制的制定和实施都得到加强，产生的积极环境效应是明显的。至于墨西哥是否成为“污染天堂”，由于墨西哥不断强化环境规制并予以严格实施，不存在墨西哥放松环境规制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问题，CEC的研究报告也没有美加投资流向墨西哥污染部门的证据和趋势。墨西哥是第一个在与发达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引入环境问题的发展中国家，它采用的适应NAFTA和NAAEC的措施，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墨西哥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的环境保护经验可归纳为：环境政策的总导向是环境保护和促进产业竞争力、环境标准的设置要合理、环境管理引入市场手段以及政府加强与企业界的合作。第四部分探讨NAFTA的贸易自由化和环保趋势对中国的影响任何经济一体化过程都不可避免地对区外的国家和地区产生贸易转移效应。在北美市场上，因NAFTA免税或减税产品的影响，中国产品的传统竞争优势已经受到明显冲击，威胁到其在NAFTA市场上的占有率。特别是墨西哥与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相似，都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见长，而墨西哥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享有免税或减税优惠，其产品竞争力得到增强。其结果，墨西哥已经在1998年取代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纺织品供应国。NAF-TA还对国际资金和技术流向产生影响，使其向北美市场倾斜，进而增加了中国吸引外资的难度。面对这些挑战，中国需要采取相应的宏观政策。可能的选择包括：培育绿色经济和绿色消费者；绿化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国际竞争力；把握北美市场机会；在国际合作中争取中国的权益等。在微观层次上，中国企业要从挑战中寻找机会。拓展环境标准高的北美市场，至关重要的是提高企业的竞争力，特别是环保竞争力。通过建立企业绿色管理模式，以绿色管理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适应北美市场的环保要求和具体环保标准，在此基础上主动选择有利的商品出口。

　　佘群芝，湖北潜江人，博士，副教授，中南财以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学系系主任。从事世界经济、国际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曾以加拿大Simon Fraser University等访问研修，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地区经济一体化问题、贸易与环境问题等，在《世界政治与经济》、《欧洲》等生要刊物上发表专来论文20余篇，参编和合著专来书籍6部，出版专著有《世纪末的大潮——中国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