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经自强运动、甲午中日战争、康梁百日维新、民国肇建、五四运动、军阀混战、北伐、抗日……在这一连串长久远大的过程中，旧体制已经瓦解。过去的农业体制往往成为改革的障碍，所以要加以改造。在这里，作者提出一个“立”字：以“立”字下端的一长横，代表社会低层结构，“立”字上端的一点和一横，代表创建的国家与社会的高层结构，眼前的工作即加入当中的两点，此即执行商业往来时，在法律面前厘定个人的权利与义务。 本书是作者历次精彩演讲、访问及评论的结集。对作者所有著作中的观点提出补充，并且对读者有疑虑的地方，也加以解说，为其所有著作的精华解释。 作者简介黄仁字，1918年生于湖南长沙，2000年1月逝世于美国。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系博士。 主要著作有《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万历十五年》、《放宽历史的视界》、《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等。 编辑推荐伴随着美国中层理论的兴起和翻译引入，历史研究已经越来越社会科学化了。这由当前社会史研究的盛极一时可以得到证明。如果历史研究不是建立于微观的经验研究基础之上，从而内在生长出一种比如公共领域概念式的分析框架，那么这种历史研究就容易被学界诟病为一种“宏大叙事”，意谓其是一种空洞无物的甚至意识形态性的历史书写。 相对于这种主流的史学研究趋势，黄仁宇无疑是一个“异端”。新近出版的《大历史不会萎缩》就是一种“拨乱反正”的声音。针对学界对他的“大历史观”的批评，黄仁宇没有轻易地就缴械投降，放弃自己观察历史的独特视野。在我看来，黄的主张是：作为观者的历史研究者，应该更多地“介入”当时的历史性进程之中，通过对历史事件的爬梳甚至是“神游八极”式的勾连，尽可能把历史作为一种相互关联的空间和时间元素的再生产过程来看待，从而有效地揭示繁复的历史表象背后的“真实故事”，而与此同时，历史学者应该尽量摈弃从一种后设的立场出发，把单个的历史人物或事件从它的语境中“拎”出来，粗率地对之作出道德或者价值判断。这种判断往往是苛求于前人，用俗语说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因而黄仁宇在他的文章中就直言不讳地批评道：“中国人重褒贬，写历史时动辄把笔下之人讲解成为至善与极恶。这样容易把写历史当作一种抒情的工具。”中国是有史官传统的，而史官的职责就是记录历史的同时作道德判断。而史官对历史的书写往往又是与意识形态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的。最后往往是采取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意识形态主导了历史的书写。这种历史书写由于忽视了关系千万重的历史面相，而主题先行地把一个已经设计好的标签强加给历史，最后不是削足适履就是挂一漏万。也许正如黄仁宇所云，写历史的人应该重视事情的因果关系，而不是私人情绪上的好恶，只有这样，历史学才能正本清源，关注历史何以如是展开，而不是去谴责历史的如是展开。换言之，历史学家才能真正地如钱穆所讲的那样，对历史抱持一种适度的温情与敬意，到达一种“同情性的理解”，而不至于粗暴而荒唐地针砭历史。这点，在黄仁宇对中国近代史的积极评价和对毛泽东、蒋介石的评述中可以得到印证。 黄仁宇研究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中国历史缺乏数目字管理，即便在他对于近代史的研究中他仍然坚持这种观点。值得注意的是，他虽然强调从技术、经济和法律的角度来认识历史，却从不主张把历史学彻底地实证主义化。历史是一种关系的建构，而这种建构与人性的复杂因素是共生性的关系。因而历史就成了一个生成性的具有巨大可能性的想像空间，而不是像以往那样按照历史规律只能线性地展开。也许只有这样，作为历史书写者，才可能真正地抵达历史本身那些幽暗而歧异的空间，使历史成为一个具有包容差异性能力的超级文本。这当然是对意识形态宰制下的历史书写模式的一次颠覆和革命，同时也开辟了我们理解自己的历史记忆的另一种途径。 与别的历史学家不同的是，黄仁宇曾经有过当下级军官时“半像土匪，半像乞丐”的从军经历。这使他对中国社会的底层有一种深切的体察，可以说，他的历史书写是从日常生活中生长出来的，多了些人间烟火气和血肉感，而不像时下的一些历史书更像是“书斋里的革命”。如果说，黄仁宇的历史书写反抗了把历史研究毛细血管化的趋势，那么这种反叛导致的“宏大叙事”倒可能结出善果，那就是把亲历历史的日常叙事与反思历史的宏大想像结合起来，从而使历史学能够在故事的叙述中展现历史自身的脉络。 （转自唐小兵《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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