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人文学的其他思潮、其他学问一样，铸造了且仍在铸造着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魂”。然而，上个世纪好长一段时期，国内于这个关切到“魂”的极其重要的寻问领域，却被功利的、认知的、政治的追逐遮蔽了。幸好，八十年代以后，宗教作为学问终于重新引起注意。就中山大学而言，老一辈知名学者、历史学家姜伯勤教授、蔡鸿生教授、林悟殊教授等，他们在岭南佛教、摩尼教诸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就，即为海内外学界所公认。但是，宗教学作为一个学科点的建立，中山大学比之于同类院校，还是筹措较晚。1996年，经校学位委员会通过，以哲学系的研究力量为基础（宗教学归属哲学门），产生了宗教学硕士点；1997年，环绕宗教学硕士点，为协调有关教学与研究力量，在中山大学人文科学学院范围内组建了宗教研究所。2000年4月，经中山大学学术委员会审核，扩建为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所。 由此，中山大学的宗教研究（联结广州地区的部分研究力量），得以更有组织与更协调的方式开展。今天，像人们看到的，研究所已拥有一支有比较好的学历背景与学术素养，且相互之间非常友好的学术团队。在佛学研究方面，年轻学者龚隽教授、肖平教授、冯焕珍讲师等辈，都曾分别在美国、日本、台湾有关学术机构作过长期或短期的学术访问。他们不仅在英语或日语方面有良好的训练，亦且初步修习过巴利文、梵文。他们已经发表过不少研究论作，他们的目前的这种训练，将为他们今后的研究，奠定更好的前景；在道教研究方面，刘昭瑞教授、李大华教授、王承文副教授、万毅博士等，亦为年轻学人。他们各自在日本、美国、法国的访问经历，不仅使他们在文献资料的占有与解读方面已初具优势，而且他们的人类学视野将为他们往后创新的研究打下基础；在基督教研究方面，张宪副教授在欧洲长达九年的访问经历和他在德文、法文、英文方面所具的优势，陈立胜副教授、李兰芬副教授在美国的访学所接受的训练，特别是著名青年学者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刘小枫教授，从德国回来的张贤勇博士，从英国回来的、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杨庆球博士等诸友的加盟与全力支持，以及研究生辈目前在修习希腊文、希伯来文的所付出的热忱，这无疑预示着本所的基督教研究将成为今后发展的主攻方向。作为比较宗教研究所，儒学（儒学之为教）的研究不可或缺。在这一研究领域里，黎红雷教授、陈少明教授、任剑涛教授，其研究成果已为学界首肯，他们和另两位副教授肖滨博士、张永义博士，亦都曾在美国作过一年以上的访问学者。有这样一支年轻、富有创意的队伍，我们的研究事业充满希望！学科点与研究所的顺利发展，得到了海外学术机构、研究团体的多方支持。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道风山基督教丛林，自1997年起即不时向我所捐赠研究文献、资料，为我们邀请海内外学者前来讲学，又让我所师生前往访学，尽力为我们的研究工作创造条件；香港基督教文化学会、何世明基金有限公司为我们提供的帮助，使我们得以设立“何世明博士文化讲座”。国内多所著名大学的学者，海外如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以及港、台地区的许多学者，都曾在讲坛上发表过精彩的学术讲演；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年复一年派出教授，为我所开设希腊文、希伯来文的学习班，香港信义宗神学院亦派出教授，为哲学系本科生开设用英文讲授的宗教哲学课程。这些教授们每周星期五中午到来，下午授课毕又赶回香港工作。他们的不辞辛苦，赢得了师生们的敬重；加拿大卑诗省立大学维真学院，也在为我所从事比较宗教研究的博士生，提供了访学的名额；香港道教学院则在道家与道教研究方面与我所有良好的合作关系。1998年，由道教学院斥资，我们共同筹办了《第二届道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到会学者来自17个国家与地区达二百多人。双方协作于道教学院开设的道教文化研究班，且已进入第三期；台湾中华佛学研究所致力于支持我们的佛学研究。1999年9月至2000年6月，派出青年学者长住我校教授巴利文、梵文。此后，又让我们的年轻老师前往该所继续学习佛学与梵文，以为我们培养师资；台湾佛陀教养基金会向我所赠送了包括《大正藏》、《卍续藏经》、《新修大正藏补编》等全套经典在内的近八千册图书。台湾三清文化基金会、台湾南华大学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台湾儒道研究协会等机构，也分别赠送了图书资料，或为我所研究生设置奖学金；至于在儒学研究方面，著名学者、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民教授，台湾大学共同教育委员会主任黄俊杰教授，以及在道家研究方面，台湾大学陈鼓应教授，他们以自己的研究和他们个人的影响对我们的研究提供的重要支持，在我所师生的记忆中留有深刻的印象。我们向所有真诚地关心、支持我所研究事业的团体、个人，致以衷心的感谢！我们很清楚，即便我们的研究工作已有开展，亦仅仅在起步。我们今后的研究设想，无疑显示在我所的名称上：比较宗教（主要是比较宗教哲学）。确立此一方向，一方面是出于我们这里的大多数青年学者，都兼及有中学与西方的双重背景；另一方面是因为，只有具备比较视野，才更有可能开掘现代价值；再一方面则还考虑到，宗教对话将成为这个世纪在世界范围内精神文化的主题。我们期望在这一研究方向上，营造我们的特色。我们同时又清楚意识到，这类课题研究很容易流于随意与空疏。因此，我们非常关切古典文本及其解读。多年来，我们致力于开设巴利文、梵文、希腊文、希伯来文课程，即着意于此。这无疑会增加学术的难度。我们的研究由此将经受考验：面对窗外闹市上的人头涌涌与人心躁动，在窗间灯下真的可以“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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