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穿过静默道尔酒店的大厅,大步流星向温莎舞厅走去。在那儿,我将给纽约扶轮社(一群众性国际服务社团——译者注)的成员作有关中国问题的演讲。我心里充满了对《纽约时报》原广告部执行官的抱怨,是他非要让我来面对这帮嘈杂的人群的。给他们讲些什么呢?要不讲一讲我妻子在中国的历险让他们开开心;要不干脆给他们读一读我20年前收集的已经发黄了的剪报,巴。我这样想着,垂败的。情好了许多。1971年5月13日,我的妻子奥戴而在随同她身为外交官的父亲访问中国一周后,从中国发来一封电报,写道:“周恩来讲你可以来中国看看。”中国总理让我和中国驻泛太华使馆的临时代办徐长富(音译)具体联系。我当时任《纽约时报》的副总编。自收到奥戴丽的电报后,我忍不住每天都给中国驻加拿大使馆打电话,而每次他们都说还没有收到北京的签证许可。我非常担心会出什么差错,使我不能重新路上中国的土地。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盼望着能再次见到那些熟悉的村庄,那些土坯瓦顶的小房,那些绿褐相间一直伸向天边的田野,以及那些处处显示出那个与众不同的民族所迸发出来的势不可挡的能量的城市。我曾亲眼目睹了发生在那块土地上的革命——五亿人勇猛地挣脱了封建的栏格;我曾跨过那片广表平原上战争留下的具具尸体;我曾与幸存的农民士兵屈膝交谈过,记录下了他们的伤痛、悲愤和希望。为关注那场革命,我将自已全身心地融入了那种动荡、宣泄、残醋和狂喜之中。亲眼目睹了那个社会在失败与胜利交替时分的震荡、在变革初期的蹒珊,我产生了诸多的感悟;在梦幻和现实面前,我平添了几分粗略的理解和几分成熟。以后的经历——不论是去报道法属印度支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