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9月我曾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我给鲁迅先生画遗像》的纪念文章，较详细地叙述了当时的情况：1936年10月19日的早晨，当时我住在上海西郊真如季家厍，刚起床，还没有穿袜子、刷牙，就看到一辆银灰色的汽车停在我们的门口，接着是一阵紧急的拍门声，同室的文敏生和车敏瞧同志都受惊了，以为来逮捕人。门开后，才看到来的是曹白和池田幸子女士，他们带来了不祥的消息，说鲁迅先生在5点25分逝世，要我马上去画遗像。于是我就急急忙忙带上纸和木炭条跳上汽车，一直到了大陆新村鲁迅先生的家里。一上楼就看到我们敬爱的导师静静地睡在铁床上，一床被子覆盖在他安详的遗体上，过去从照片上看到的他那“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锐利的目光，现在掩盖在深闭的眼幕之下，那熟悉的浓重的黑胡须增添了消瘦了的面容的慈祥感。在这慈祥的容貌里令人感到他那“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战斗了一生的中国精神界的主将和战士，现在是疲惫地长眠了。全屋笼罩着悲哀，萧军伏在桌上痛哭，在场的还有周建人、胡风、黄源以及鲁迅先生的日本朋友鹿地亘、内山完造。景宋先生含着眼泪接待客人。窗台上放着内山送给鲁迅先生的一缸红色的金鱼，在悄悄地游动。墙上挂着一幅鲁迅先生喜欢的苏联木刻毕珂夫的《拜拜诺娃像》，她在静静地凝视着躺在床上的鲁迅先生。我含着眼泪用颤抖的手画了四张鲁迅先生的遗容速写。曹白也在画。不久日本奥田杏花牙科医生来，用石膏浆涂在鲁迅先生的脸上，为之翻面型。这时已经是午饭时分了，我和曹白在鲁迅先生的图书室吃了午饭。下午送先生的遗体到万国殡仪馆。此后我参加了守灵，并和广大群众一起唱着“哀悼鲁迅先生……”的挽歌，把先生的遗体送到万国公墓。在送葬的行列前领先的有我们尊敬的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等先生。到了万国公墓门口，由我搀扶着周建人先生到墓地。在追悼会上聆听了宋庆龄先生的演讲，当时的情景犹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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