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收录竺可桢1929年至1949年6月的文章、讲演词、工作报告、会议提案、咨询答问、书信、序跋、公告、启事等,凡287篇。《竺可桢全集》第2卷,收录先生1929年至1949年上半年的文稿287篇,其时正当神州陆沉之际、民族危亡之秋。特别是,先生临国难而掌浙大,至抗战军兴,从暖风熏人的西子湖畔到地处边陲的夜郎之乡,一路颠沛流离,上有日寇飞机轰炸,下有土匪豪强骚扰,先生率领全校师生,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教书育人,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储备了宝贵的智力资源,浙大亦被国际友人誉为“东方的剑桥”;而先生在此非常时期的言论行迹,足以使他名享“中国的脊梁”之列。1928年至1946年,竺可桢出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亲自主持在南京北极阁营建气象学研究基地,培养和凝聚了一支精干的研究队伍,办刊物,开年会,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着力推进国家气象事业建设。继地质学和生物学之后,气象学成为迅速实现本土化和体制化的代表性学科。竺可桢以其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和出色的组织才能,赢得了学术界和社会的承认,他自1935年起担任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评议员,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33年4月,竺可桢与翁文灏、张其昀共同发出成立中国地理学会的倡议,学会于翌年成立。由于他在地理学教育与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与同在气象学领域一样,被尊为中国现代地理学的一代宗师。1936年4月,竺可桢受命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大力革除弊政,组织优秀教师队伍,实施教授治校,确立“求是”校训,注重通才教育,推动科学研究。抗战西迁中经历了遵义湄潭时期的相对稳定之后,浙江大学竟在困厄中崛起,一跃而居于全国少数著名大学之列。竺可桢在浙江大学和气象研究所两兼的岗位上,主要精力投于组织管理。另外,作为当世名流学者,经常应邀参加各种会议和纪念活动,形诸于文字而留下的演讲词,凸显了作为自由知识分子所尊崇的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时时处处表现出对民生疾苦、国民素质、民族命运、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深切人文关怀。本书遵奉“存真”原则,力求如实展现竺可桢的学术成就和人生道路,折射现代中国的政治面貌和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