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古人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口传面授心解，乃是教学的至高境界；不过，在某些情况下，辅之以教科书，也是很有必要的。作为至圣先师，也是世界―匕第一位大教育家，孔子删述六经，垂宪万世，当初的直接动因，恐怕是聚徒讲学需要教材。近世以降，不论中外，编写教科书渐渐成了一种风气。这大概要归因于学问的分科华，专业化和技术化，归因十教育的社会化、规模化和商业化，也归因于教与学对文字栽体的过重依赖+编写教抖书，是――门学科里的学问臻干成熟、教学自成体系的显著标志，在某些时候，也是创建、恢复或移植学科体系的便捷方式。二十世纪初期及五十年代。八十年代，我国出现的几次教科书编写高潮，便是那个年代学科发展状况的一个写照。问题在于，凡事一旦成风，便难免泥沙俱下。在当代中国，法学教材的编写，经历了改革开放后法律学科恢复与发展时期的空前繁盛，现已步入低谷。尽管教科书的数量与时俱增，质量却不尽如人意、尤其是，知识陈旧、千人一面、转相抄袭的教科书大量出现，既有损干“传道授业解惑”的神圣高洁，也有损于“著文而立说”、“文章千古事”一类的优良传统。某些高等院所拒绝把教科书视为学术成果，便是这种现象的一个反映。“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不少严肃认真的学者因之而却步，既不用教科书，也不写教科书，便不准理解了。法学研究所建所四十五年来，出书三千余册，其中仅有极少几册是专写给学生看的，也就是说，我们一直没有自己的系统教材。这既是憾事，也是幸事。说来也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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