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园近作集

　　本书文字大多都写在进入新世纪之后，也是第一次汇编成集。随着千禧年的来临，我也迈入了老耄之年。满八十岁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变化不大，还和从前一样，可以快步地行走，甚至还可以和年轻的朋友一起爬山。谁知一年不到，衰老就出现了。最初是过敏性皮炎，接着颈椎狭窄，老慢支、哮喘，以及前列腺病等接踵而来。记得年轻时从十力先生问学，他赠诗中有云“衰来停著述，只此不无憾”。那时我不能领会。现在自己也进入老年，才深深感到十力先生诗句中说的那种遗憾实是一大苦恼。人的一生真是时间苦短。当我开始懂事时，正是国家危难之秋。这十多年就在战争的烽火中度过。解放后，又是陷入了频仍的政治运动。等到我得以平反，转眼已是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真正能从事自己所向往的工作，只有短短的十几年。九十年代一过，已没有精力去做自己想做的工作了。因此，现在能够奉献给读者的未收集的新作，只是这样一本薄薄的著作。我是一个过渡时代的人物，自知不可能作出什么丰功伟业。但我仍黾勉以赴是为了什么呢？我记得一位前哲作过这样的警示，不要“像白蚁一样一路吃过去，留下来的只是一排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每个人活在这个世上，都应做一点自己应该做的事，哪怕只是一点极微末的贡献也不要紧，只要是真诚地去做，锲而不舍地去做就行了。一个知识人主要应该在自己的知识领域内发挥作用，倘使知识者不做自己应该做的事，那么，这方面的事谁去做呢？这并不是说因此就不去关怀人间事。鲁迅在抗战前夕说过，他能做的，“仍是运用自己手中这枝笔，它是五分钱买来的，名字叫做‘金不换’”，自然他也说过，当需要拿起别的武器时，他也会拿起别的武器。我一直以这话作为自己所信奉的良箴。本书所发表的几篇对话录，其中一篇的对话者对我说：“可见先生身上十九世纪文化精神的熏习极深。我大胆地说一句，先生晚近的精神气质上恐怕更多回向五四前一辈人……，那时想的是如何昌明旧学，融化新知。想的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五四以后就不是那样了。”从本书目录可看出，有好几篇是涉及道德和传统的问题。其实这倒不是因为我近年来对这方面问题特别感到兴趣。倘深一层去看，我所关怀的是人文精神的急剧衰落，本书以《人文精神与二十一世纪的对话》置于卷首，笼罩其余各篇，命意即在此。我在学术研究方面大多是从中国文化建设方面来考虑的。比如前些年，我写杜亚泉与东西方文化论战就是出于思想史方面的思考。我认为我在这篇文章中所揭示的那些问题，正是长期来被我们现代史研究者所忽略、所误读的。又如，我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剖析，也是针对我们长期以来只从一条路线，即社会契约论：：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去理解西方启蒙学派的国家学说与民主理论，而对英国的经验主义、苏格兰的启蒙学派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则所知甚少，以致我们所形成的国家观念和民主观念，是极为片面的、偏狭的。再如，我写京剧与传统文化问题，也同样是出于我感到有一种需要，来阐明中国文化的特点，也同样是出于我对中国文化建设的考虑，而并非由于个人兴趣和爱好。这种治学态度，出于怎样一种思想呢？我认为学术思想的价值，只存在于学术思想本身之中，学术研究必须提供充分的论据，进行有说服力的论证，作出科学性的论断；而不能以游离学术之外的意图（哪怕是最美好的）、口号（哪怕是最革命的）、立场（哪怕是最先进的）这些东西来顶替充数。因此，我反对学术应依附于某种力量，或应为某种意识形态服务这类长期以来支配学术界的主流观念。我认为学术是有其独立自主性的，是有其自身价值的。十多年前我曾提出“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但是，这一观点并不被完全理解，有人以为我只埋头学术，也有人相反以为我在学术研究上不够专纯。无论是持前种或后种意见，都是同样的不同意学术的价值可以涵有政治的和社会的因素在内。我觉得上面说的两种观点，颇类似过去艺术论中所出现过的两重价值论或两元标准说。三十年代初，日共理论家藏原惟人曾提出：一件艺术作品可区分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互相分离的两个方面。藏原这种观点是来源于苏联的拉普派，而拉普派据说又是根据普列汉诺夫的一种说法，即艺术作品中含有“社会等价物”。后来，我们这里提出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亦与此说类似。我认为，目前对学术价值的认识偏差，大抵是延续了艺术作品的两重价值或两元标准的理论。记得四十年代在讨论艺术标准时，故友陈守梅因不赞成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说法，曾提出“艺术即政治”。这句话虽然说得笼统，但意思并不错。一篇艺术作品，它的思想力量，必须从艺术作品本身表现出来，而不能是外加给它的。所谓“外加”指作者离开艺术作品本身的特性去宣讲说教，比如作者借作品中的人物去说作者自己要说的话，而不是人物可能说的话等等。从事学术课题的研究是很复杂的，往往有学术方面的思考，也有思想方面的思考；有历史方面的思考，也有当代方面的思考；有文化方面的思考，也有政治方面的思考等。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交织在研究者的头脑中。在从事不同课题的研究时，有时会从这一方面出发，连及到其他方面；有时也可能从那一方面出发，连及到其他方面。不论怎样千变万化，归根到底都是从学术本身引发出来的，而不是外加给学术的。正如上述文艺创作的情况一样。学术研究倘使没有充分的论据，没有具有说服力的论证，就不能作出科学性的论断，只能说是研究者的个人独断或绝对命令。友人林同奇说过一句令人叹息的话：“熟悉学术界争论的人都很容易发现争论双方往往得费很多口舌，来澄清对方对自己的误解。”我虽然多次不幸地陷入这种苦恼的境地，但我希望这本书的命运好一些，能得到读者怀着同情的理解，果然如此，我将会感到十分欣慰。（本文由蓝云笔录我的口授，谨此致谢）王元化二○○四年五月

　　王元化，生于一九二○年，祖籍湖北江陵。随父母在北京清华园度过童年。少年在北平城内读中学。抗战爆发后流亡上海，在上海居住至今。最早从事文学理论研究和写作，抗战胜利后曾在《联合晚报》主编“夕拾”副刊。后去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即今北方交大）任教。解放初曾在新文艺出版社任总编，并先后在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和华东师大等校任教。一九五五年因受胡风案件的牵连被审查，直至一九七九年得平反。除从事文学理论写作外，并在文化研究方面发表一些文章。主要著作：《文心雕龙讲疏》（初名《文心雕龙创作论》一九七九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文学沉思录》（一九八三）上海文艺出版社《思辨随笔》（初名《思辨短简》一九八九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清园夜读》（一九九三）海天出版社《读黑格尔》（一九九七）江西百花洲出版社《清园近思录》（一九九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九十年代反思录》（二○○一）上海古籍出版社《九十年代日记》（二○○一）浙江人民出版社作者近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