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期以来,欧洲人优越论和欧洲中心历史观遭到本世纪末空前的怀疑与批判。这里面,最有力量的批判来自西方学院派知识分子的文化寻根的学术成果。他们在反思西方、重新审视东方的过程中,厘清了西方文明的东方源头,还“东方文化”以历史的和现代的或者未来的应有的位置。《黑色上帝》是其中的力作之一。“黑色上帝”也可译为“黑色的神”,又看其副题“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起源”便可知道,这是一本着眼非洲给西方寻找东方根源的学术著作。在本书里,作者认为正如存在着一种非洲—亚洲语系,也存在一种共同的非洲—亚洲宗教体系。在远至也门、尼日利亚等地的神话、民间传说、礼仪、风俗和信仰背后有一种内在的逻辑,它可以上溯到远古时期由《圣经》与王朝时代的埃及共享的宗教体系。而一位具有非洲—亚洲宗教体系特征的“黑色风暴之神”与犹太—基督教的上帝同根同源。具体看,鲍尔迪主要考察了非洲之角的几个民族如豪萨人(TheHausa),奥罗莫人(TheOromo)和埃塞俄比亚的奥莫人(OmoticEthiopia)的宗教。以奥罗莫人为例,它属于埃塞俄比亚人种的库施特人(Kushite)中最大的一族,是非洲十大民族之列。《旧约·创世记》讲述的洪水后挪亚的次子名叫含,含的长子即“库施”(Kush)。所谓库施特人意为“库施的子孙”。现代考古资料表明,3500年前,库施特人分布在整个非洲之角,取代当地土著狩猎民族布须曼人。公元前10世纪,其南支达东非裂谷地带,创造了东非最早的农耕文化,有梯田灌溉等突出特征。奥罗莫人宗教信仰中,一位具有非洲—亚洲宗教体系特征的黑色的风暴之神占据了主宰地位。该族创世观与《旧约》有明显近似之处:生命创始于水;神从云雨之中降临世间;他还用吐气的方式赐福给他人,就像希伯来的耶和华用口对口吹气的方式把生命灌注到亚当身体里。通过这些细节方面的仔细对比,鲍尔迪希望说明古代非洲之角宗教里的这位黑色的风暴之神和犹太教—基督教的上帝是同源关系。他指出,这位黑神在《旧约》里被一分为二,一位是创世主上帝,另一位是上帝的敌人,在伊甸园化身为蛇的恶魔。在宗教史上,这样类似的一神分身为二的现象是常见的。禁果母题表明,蛇的引诱和上帝的禁止其实只有在对立统一中才可以获得完满的理解。《创世纪》随后讲述的洪水故事又让这位黑色暴风雨神呈现出来,他还以在云层上立虹的方式与挪亚的后代立约。在《出埃及记》里,神又多次在云层里显身,并且还伴随着电闪雷鸣,这都充分证明了他的原始神格。其他的犹太教祭礼规定如以家畜献祭和割礼习俗等,也都与北非的宗教礼俗相对应。《黑色上帝》的结论部分试图归纳所谓“非洲—亚洲宗教共同体”的基本特征,也就是它区别于印欧宗教体系和内陆非洲体系的特性所在。鲍尔迪认为那就是“二元论”(dualism)和“两极对应”(bipolarity)。以一位黑色风暴神为主的一元逻辑,通常表现为他的男性化的阳刚存在和与之匹配的一位少女神。此一原型的抽象变体则为干燥与潮湿、光明与黑暗的对立,在闪含语族的宗教祭典上,祭献黑色公牛是最重要的祭扫程序,那黑牛代表的就是黑色风暴神。鲍尔迪还以田野调查的实地材料,说明了对于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都非常重要的割礼,如何同杀死风暴神的仪式剧相联系着。在奥罗莫人的仪式上,一位青年武士表演完成这一牺牲后,随即获得真正的成人资格,准备成为父亲。而他的生父则在仪式上被驱逐出去。非洲—亚洲宗教遗产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割礼,那也是同杀死风暴神的神话相对应的仪式行为。献祭和割礼都在神圣婚礼之前进行,而这婚礼才是表现二元论价值关系的象征物:男性月神与女性太阳神的结合在古老的地点建立起新的两极对应关系。在这种宗教的二元逻辑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对农作物和家畜用水的保证,以及人类的永存”。就在《黑色上帝》出版之前一年,法国东方学家博泰罗在《上帝是谁》一书中坚决否认犹太人的一神教信仰与埃及宗教的关系:他惜批驳弗洛伊德《摩西与一神教》的机会,声称“本人断然排除一神论是埃及人发明的说祛。它的发明者,非摩西莫属”。读罢《黑色上帝》,我们虽然未必苟同鲍尔迪的观点和论证方法,但是至少可以明白,即使真是摩西发明了一神信仰的教义,那么他也不是凭空发明的。在西亚—北非广大的地域中闪含语系民族共通崇拜的这位黑色风暴神,应该看作是《旧约》叙事中耶和华神的一个原型吧。伴随着欧洲经济和工业进步以及向其它大陆扩张,欧洲优越的观念在18世纪逐渐增强。由于和“进步的欧洲”形成对比,原来受到尊崇的古老文明的偶像,如埃及和中国,现在显出停滞不前的本相。埃及的古代,“以前被视为主要的和可贵之处,现在却变成了一种缺陷(liability)”。进步的图式把欧洲列强摆在历史前行的先锋地位,殖民和扩张也就自然成为合理的合法的事情。历史一旦形成并且蔓延开来,便会假惜“理性”和“科学”之名去产生能罪恶。19世纪末,欧洲思想界回响着关于上帝已死的呓语般的呼告;20世纪末,西方学界不再争论上帝的死活,而是重新发现他的本来肤色。这整整一个世纪的时代反差恰好体现出从殖民时代到后殖民时代的学术问题的转换与话语的变迁,也是西方知识界遵照知识社会学思路进行文化寻根的重要成果。也许只有经历了这种超越东西方对立的人类文化之根的内发掘与再认识,真正超越东西方对立的文化身份才有可能新建立,解决现代性两难困境的思考才会打开新的空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