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雅可夫斯基（二十世纪文学泰斗）

第1章　青春年少　卓立独行
　——青少年时期（1893-1912）
　1 “我——是格鲁吉亚人”
　2 1905年革命的洗礼
　3 “康斯坦丁同志”
　4 三次入狱
　5 “耳光”的诞生
第2章 初登诗坛 立异标新
　——未来派时期（1912-1917）
　1 俄国立体未来派
　2 “黄色短外衣”与“未来主义快车”
　3 “有时，我特别地喜欢我自己的姓名”——关于早期的抒情诗、讽刺诗、诗剧
　4 《穿裤子的云》及其他——关于早期的四首长诗
　5 谈谈早期诗歌的艺术特色
　6 关于词语、格式、韵律方面
　7 莉丽亚，爱我吧
第3章 历经磨炼 诗风渐变
　——转型时期（1917-1924）
　1 十月革命——“这是我的革命”——兼谈《向左进行曲》《宗教滑稽剧》的创作
　2 一场有意义的争论，一首有争议的长诗
　3 “罗斯塔讽刺之窗”的日日夜夜
　4 “在政治方面；我敢担保这是完全正确的”——讽剌诗《开会迷》及其他
　5 诗人在转型中前进
第4章 绘时代风彩 抒革命情怀
　……
第5章 担当生前事 何计身后评
第6章 马雅可夫斯基与中国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媒体评论】









　　　马雅可夫斯基一直在诗歌与政治之间穿梭奔走。他一方面以一个未来主义者的热情和速度，宣传和鼓动革命，保卫处于敌意的包围之中的新生政权；为此，他表现出了天才的创造力，但也在相当程度上损害了他的诗歌。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又以他的战斗性诗篇，包括短文和戏剧，批判和否定新政权对革命理想的遮蔽、歪曲、弃置和背叛。在他写作长诗《好》之后，还曾有过写一部名为《坏》的长诗的打算。对于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他并没有同政府的立场保持一致，如枪杀沙皇一家，就是持异议的。在《皇帝》一诗中，他写下这样的诗句：“我们逆转了历史的脚步／永久地送别了过去／共产党员和人／不能是残酷的人。”他不能容忍让革命扼杀人性，窒息生机；无论在生活还是在艺术之中，他始终叮住“活人”。革命到底是拯救了我们还是毁灭了我们？马雅可夫斯基警觉地发现，官僚主义的异形正在包围并且已经开始吞噬革命的孩子。他痛恨官僚主义，为此写下大量的讽刺诗：《开会迷》、《贪污犯》、《漏洞》、《官僚制造厂》、《不要纪念》、《官老爷》、《关于官僚主义和工人通讯员之歌》、《他们中的第几个》、《信仰的改变》、《党的候选人》、《拍马家》、《初学拍马的人应用的一般指南》，等等。他抓住官僚主义的整个链条，不放过其中的每个环节，从制度到人，从官员到靠官员为生的“马屁精”。他写道：“群群官僚／天天照样，磨钝了／沙皇双头鹰的／冷光。”革命过后，又恢复了从前专制而恐怖的日子。机关的存在，并不是为了我们，而是我们为了机关。在诗人看来，任何一个机关都是“官僚制造厂”。而且，这样的工厂遍布地方和中央，不是个别人，而是“一群”；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一个系统，“永远赋予了统治和当王的权利”。我们的诗人在建造偶像的时候，马雅可夫斯基同时在毁坏偶像的根基；我们的诗人在采摘鲜花的时候，马雅可夫斯基同时在播种荆棘；我们的诗人在革命的掩护下打击阶级敌人的时候，马雅可夫斯基继而在革命内部寻找目标并给予打击，直到打击自己。赞颂革命并不曾麻痹马雅可夫斯基的神经，革命于他是一种理想的力量。在他那里，革命是没有终点的，有终点的革命不是革命。真正的革命是革命性，是革命的内核；也就是说，革命隐藏在革命本身，因此，批判精神的坚持可能最终导致否定革命。茨维塔耶娃曾经这样写道：“没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俄罗斯现代诗人不在革命后发抖并喊出——‘不’的。革命的题材——是时代的订货。歌颂革命的题材——是党的订货。”她是坚持把“时代的订货”和“党的订货”分开的。这位天赋极高的女诗人极为赞赏马雅可夫斯基，就因为马雅可夫斯基接受的是“时代的订货”。她说：“全部的苏联诗歌——都将赌注押在未来。只有一个马雅可夫斯基，这个自我良心的苦行僧，这个当今政治的受虐者，爱上了现今的时日：即在自身战胜了诗人。“从本质上说，马雅可夫斯基不是颂歌诗人，而是革命诗人。歌颂革命的诗人是不同于革命诗人的。我们的成打成打的“革命诗人”，其实是不打折扣的颂歌诗人。　　
　　所有天才的诗人都爱走极端。
　　在军营一样的大集体里行使个人自由的权利，是一种冒险的行为。所以说，马雅可夫斯基在颂歌的年代，“像松鼠似地兜圈子”，一遍又一遍回到属于个人的琐细的主题上，同样带有革命性质。他写诗歌唱自己，歌唱爱情，歌唱神秘的事物以致于死亡。这样的主题，对于一个极权主义国度的诗人来说是一个考验；事实上，马雅可夫斯基一生都在与“克制自己，压抑自己的歌”作艰苦的斗争。在社会不只一次地猛烈抨击“抒情诗人”的时候，他做了抒情诗人。长诗《关于这个》发表后，即以它的私隐性和抒情性遭到围攻，被称为“腐化”。然而，诗人终竟没有屈服于官方或公众的压力，直到吞下最后一颗子弹为止。
　　帕斯捷尔纳克盛赞马雅可夫斯基的天才，说天才对于他的所有行为举止——当然包括诗歌－－都带有决定意义，而他在体现天才方面也是全力以赴，“决没有任何顾惜和保留”。所谓天才，其实代表了一种能力，可以把个人性发挥到极致。马雅可夫斯基是走极端的，所有天才的诗人都爱走极端。他不容许自己按照他者的标准约束自己，修整自己，所以在他的诗中，不但保留了极端的尖锐性，而且保留了许多纠缠不清、互相矛盾的、不和谐的东西：革命与艺术，喧嚣与孤独，坚强的意志与神经过敏，狂热与忧郁，幽默与痛苦……我们看到，这一切在他那里，通通被压进了个性的坩埚里。未来主义者充分认识到断片组接、反差和不协调的材料的相互作用，对于现代生活速度和多样性的直接表达的有效性，因此，这些艺术的激进分子致力于新奇语言的创造。作为运动的倡导者，马雅可夫斯基当然拒绝使用”知识界软弱无力的次级语言“，”阉割过的名词“，努力锻炼口语，使之成为”自由语“，而把诗的节奏也建筑在口语的音调上面，以求保持生活的原生态。
　　而在贺敬之这里，恰恰看不到偶然性、即时性、复杂性，看不到日常生活，看不到个人乃致群体的生存性。他的诗是大块大块构造的，讲究规整、对称、平衡、和谐、合理，具有很强的设计性。为了经营一种东方民族的华赡的风格，他大量借用古典的诗歌手法，包括用典，如“莫要／‘念天地之悠悠’吧／莫要‘独怆然而涕下’……”又如“吓慌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古道——西风——瘦马’／惊乱了／大西洋岸边的／‘枯藤——老树——昏鸦’。”《三门峡——梳妆台》一篇更突出，在形式上也仿古歌行体。作为一个颂歌诗人，应当说，贺敬之在不少地方表现了他作为一个工匠的手艺；他的作品，在众多的颂歌中间毕竟多了一点文采。但是，诗人既然要充当曼德尔施塔姆说的那类“现成意义的承办商”，就不可能有更多的创造性，不可能摆脱文牍式的形式框架，和僵化语言的障碍。　　
　　马雅可夫斯基的命运颇具戏剧性
　　马雅可夫斯基和贺敬之，都是写作“楼梯诗”的诗人，由于爬梯子的方式不同，结果也很不一样。
　　贺敬之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稳健的攀爬者。他的颂诗，在六七十年代影响很大，就连“文革”时期文艺宣传队的幕间演出的朗诵词，也都是他的诗作的袭用或仿写。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虽然崛起的一代不复光顾他的诗歌，而众多的当代文学史教科书仍然把他作为主流诗歌的代表加以论列。
　　马雅可夫斯基的命运则颇具戏剧性。他与革命有一种不解之缘，或者可以说天性如此，他要比别人在革命中陷入更深。然而，列宁一开始就厌恶他，说出版他的诗集是一件可耻的事，虽然也曾对他的《开会迷》公开表示赞赏，但也只是就政治意识“正确”这一方面说的。革命胜利后十年间，他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诗人；尤其是他的讽刺诗，被纯无产阶级文学家们攻击为对苏维埃国家的损害。加入“拉普”(苏联的激进文学流派——编者注)以后，拉普的领导仍然把他视为“同路人”；后来长期担任苏联作协领导工作的法捷耶夫在他死后致信斯大林说：“马雅可夫斯基的一生和全部伤口过去是，并永远是应当如何改造而改造又如何困难的例子。”在他生前，部分作品被禁止出版和演出；出国受阻，并且遭到安全部门的监视；朗诵诗和做报告不被允许，印好的《我爱》清样全部被警察局没收。死后，他的作品所受的待遇并没有得到改变。为此，他的女友上书斯大林。斯大林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作了肯定性的批复：“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最有才华的诗人。”事实上，马雅可夫斯基生前即遭到斯大林的压制。诗人曾多次向中央委员会和斯大林本人提出过入党申请，还扬言说他的多卷作品集就是党员证书。可是，他的请求至死没有得到批准。斯大林对他说：“不吸收你入党是因为你太骄傲，你只能做一个非党布尔什维克。”诗人一死，情况大不一样。由于斯大林慷慨颁发了“通行证”，苏联从此对他大事纪念，作品被大量印行。高尔基拿马雅可夫斯基同惠特曼做过比较，早就判断说：“马雅可夫斯基更具有悲剧性”。针对他的作品因斯大林的批示而得以盛行的状况，帕斯捷尔纳克说：“这是他的第二次死亡，虽然这一次的责任不在他身上。”马雅可夫斯基就是这样一个人。对于他，G·M·海德有一个很悲观的结论，说是：“世界上被人引用最多、理解最少的作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