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断：一九○三：前夜的涌动（节选）王国维：20世纪的另一思想源头王国维是本世纪初的又一位奇人。王国维的出现，似乎纯属一个偶然，但它却是20世纪初的一个历史的奇迹！1903年，差不多就是章太炎在监狱里读佛经的时候，也就是苏曼殊写完《惨社会》不久又上山当和尚的时候，王国维正在通州师范学校的某盏灯下读叔本华。王国维读叔本华的直接结果是，不久后他即写出了《红楼梦评论》。把目光从具体成果上拉开，放射到整个世纪，我们却发现，正是从这里，王国维牵起了20世纪思想的另一个源头。而这一点，却被排除在人们的研究视野之外，至今没有被人谈及。把“玉”叙述为“欲”之后王国维认为，《红楼梦》是通过欲望的故事以寻找解脱之道。而为了论证《红楼梦》是写关于欲望的故事，他寻找的重要根据之一是，贾宝玉名字上的“玉”，是欲望之“欲”的谐音：“所谓玉者，不过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矣。”这显然太过牵强。这种牵强的依据便使王国维的论述建立在不太坚实的基础之上。加拿大籍华裔学者、王国维研究专家叶嘉莹便指出，《红楼梦评论》的“第一个最明显的错误乃是他完全以‘生活之欲’之‘痛苦’与‘示人以解脱之道’作为批评《红楼梦》一书之依据，甚至对‘宝玉’之名加以附会”。她认为：“这种说法从《红楼梦》本身来看，实在有着许多矛盾不合之处。”因为“《红楼梦》中的‘宝玉’决非‘欲’之代表”。而王国维指“玉”为“欲”，则“犯了中国旧文学批评传统之比附字义勉强立说的通病”。国内的近代文学史也多指出其论述“多有牵强之处”。然而，问题却可以从另一角度思考。王国维不是一个随便说话的人。他的其他研究，特别是古文字研究表明他是一位治学十分严谨的学者。可以说，王国维的学术成就与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密不可分。今天，尽管我们仍然可以给《红楼梦评论》好几顶桂冠，如第一个将西方美学引进中国，第一个用美学方法研究古典名著，第一次对《红楼梦》的“精神”和“美学上之价值”等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和评价，较之先前旧红学派的考证是一个明显的进步，等等，但我们却不能说《红楼梦评论》在具体的《红楼梦》研究上取得了多大的学术成就。《红楼梦评论》更大的价值在于，王国维在文章里借题发挥，说了些他希望说的话。也正因此，《红楼梦评论》本身已成为一个很好的文本，通过它，我们不是读《红楼梦》，而是读王国维，读王国维当时的思想与思路，并通过王国维读20世纪初，乃至读20世纪。首先要进入王国维的问题。欲望，在王国维那儿，是一个人生问题。王国维早期喜爱哲学，而对人生问题的关注是他喜爱哲学的重要原因。王国维青年时贫病交加，无论形而下还是形而上，都被人生问题所困扰着。为求“新学”，他四处奔波。曾进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学习，想不到小小的脚气病却能厉害到让他不得不中断学业的程度。1902年2月，他曾赴日本留学，进东京物理学校。谁知在日本只呆了四五个月便“脚气病大作”，为治病，只能“依罗振玉之劝，遂以是夏归国”。王国维回忆说，那时他“体素赢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事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叔本华进入了他的视野。这个“进入”的机遇似乎是偶然碰到的。王国维在东文学社学习时，社中教师为日本文学士藤田丰八和田冈佐代治。一天他偶然见到田冈的文集中引用的康德、叔本华哲学，十分喜爱，竟与康德、叔本华，特别是叔本华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本以为一生无读德文原文的条件，但因为叔本华的强大吸引力，他竟在学英文、日文的同时学习德文，终于能借助工具书并参照日文译文读懂叔本华。1902年王国维从日本回国后因罗振玉的关系到南洋公学当办事人员，不久又由罗振玉介绍到通州师范当教习。从南洋公学开始，王国维便开始读叔本华、读康德。“叔氏之书，思精而笔锐”，对他产生了强大的魔力。他反复研读，不忍释手。叔本华与王国维的缘分在于叔本华的理论与王国维对人生的感受与思考产生了契合。王国维天生具有哲学家的头脑。在那个人心动荡、社会躁动的年代，人们的思想都被一些热闹的问题燃烧着，他的思维却透过了政治、社会的表层，钻到了人生的深层。他所发出的追问是：生活的本质是什么？正是在这样的追问里，他与叔本华产生了共鸣。他兴奋地从叔本华那里吸收着哲学营养。叔本华关于欲望、痛苦、解脱的观点不仅给了他把握生活本质的灵感，而且给了他具体的思想资源。《红楼梦评论》便从人生谈起。他以为，因为人之有生，人之欲生，于是便产生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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