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冯友兰先生是一个既有特色又有代表性的人物。其特色体现在无论是他的人生经历还是他的学术思想都引起过长期激烈的争议，对他的褒贬臧否从解放前直到他去世十余年后的今天一直都在纷纭起伏。而象这种情况的知识分子我们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找不出几个来。其代表性体现在他的经历和思想清晰折射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各个时段的特征，清晰折射出知识分子在各个时段的作为和命运，清晰折射出各个时段政治对学术的渗透和干扰。对于这样一个人物，我们有必要进行各个视角和各个层面上的解读，因为这不仅是对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和政治史进行总结和反思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可以启示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一世纪如何能更好地把握自己的命运。我们在这里之所以用“解读”一词是因为：虽然冯友兰的人生经历是距我们并不太远的客观历史，虽然他的学术思想保存在到处可见的“三史”“六书”中，但大家对此有截然不同的理解和评判。因此，每个学者在接触这段人物历史和这笔学术思想时都会从中读出自己的结论。就笔者视野所及，仅对冯友兰一生进行全面解读的传记类著作已经出版了不下六、七种。每种著作都有自己的视角和特色，自然也就从同一个冯友兰身上读出了不同的象征意义，自然也会引起各种各样的评议和争论。公正地说，在这些著作中，就篇幅容量之大和论述之平实、公允而论似当首推田文军先生的《冯友兰传》（人民出版社，2003年3月）一书。这部书出版的时间最为晚近，应该是吸收了以前那些冯友兰传记的成绩，同时也包涵了田先生自己长期钻研的许多成果，因此达到的学术水准也许是最为可观的。这部著作的一个鲜明特点是论述的全面和细致。我们知道，冯友兰的寿数长达九十五岁，他在中国哲学界的活动长达七十年；他在解放前和解放后都和各种政治人物有过较多的交往，并因此和政治领域有着时远时近的距离、时好时坏的关系；他在三十几岁就取得相当大的学术成就并赢得巨大的声望，此后也不停地进行学术创作并保有自己的盛名，但也曾长期遭到各种各样激烈的批评和批判，当然他也批评和批判过别人；他的学术思想也较为驳杂，既有对中国哲学史的系统研究，也有《贞元六书》哲学体系的构建，既有他自己独立自得的见解，也有深受政治影响的成份，既有多年一贯坚持的内容，也有发生重大变化、产生巨大落差的地方。总之，无论是他的人生还是他的学术都有一定的复杂性。对于这些复杂的内容，《冯友兰传》都进行了相当全面、细致的解说和分析。具体来说，田先生将这部书分为两部分，前六章考察冯友兰的生平，后六章考察冯友兰的学术。在前六章中，他考察和叙述了冯友兰的家庭知识背景、青年时期的求学经历和学术活动、中年岁月的治学过程和思想演变、解放后遭到的长期批判和自我批判、文革时期的批孔行为及和“梁效”大批判组的关系，最后又介绍了冯友兰在文革后的宁静晚年中对“旧邦新命”的思考。在讨论每项内容时，田先生都详细考察其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及对冯友兰的各方面影响，这实际上也就是将冯友兰的经历理解为多种时代条件作用的结果。其中，相当值得注意的也许是对冯友兰家庭背景的考索，这是以前的研究者语焉不详的一项内容。通过田先生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来，冯氏先人尊师重教的传统及对子孙学有所成的渴望对于冯友兰（及其一弟一妹）成才的深刻影响。在后六章中，田先生简介了冯友兰的“三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和《中国哲学新编》）及“六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和《新知言》），概述了他对哲学史和哲学关系的理解，详细讨论了他的哲学观和形上学，认真辨析了他的文化观、人生境界说及哲学方法论。坦率地说，田先生对于冯友兰思想的涉及是较为全面的，对于冯友兰思想的叙述和分析也相当客观和实事求是，当然，如能再增加点思辩深度似更好。这部著作另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论点的平实、公允，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对于冯友兰的评价上。我们知道，学术界对于冯友兰的评价分歧相当大，港台学者中有人将他列为“四大无耻”之一，称他的哲学史为“脓包哲学”（牟宗三语）；大陆学者有人将他视为高山巍巍的泰斗甚至圣贤，有人则对他腹诽或讥评不已。坦率地说，过高的褒或贬都是身为一介书生的冯友兰承受不起的，因为这并不符合冯友兰的人生真实和学术真实。相较之下，《冯友兰传》的评价是相当平实、公允的。在该书《引言》中，田先生指出：冯友兰是“一个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最先具备哲学史家资格的学者”，是“一个真诚的哲学家”，并且说：“冯友兰，一个在曲折中追求自我与实现自我的知识分子。他早年成名，晚年坎坷。一生中有过‘独创己见’的辉煌，也有过‘随波逐流’的悲哀。但是，不论在怎样的境遇中，他始终不曾放弃‘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学术使命与人生关怀；在人生的风雨中，跌倒了，爬起来又继续前行。曲折与坎坷，不曾使他一蹶不振、自弃消沉，反倒激励他弃伪求真，‘修辞立其诚’，不断鞭挞自己，解剖自己，以求为民族哲学与文化的更新，竭尽心力，添加营养。”又说：“丰硕的学术成果，特殊的学术地位，使他得到过一般中国知识分子难以企及的荣誉，也使他经受了一般中国知识分子不曾经历的磨难。”这些话当然不能看作是田先生对冯友兰的全面评价，但却将田先生评价的主要方面都清楚地揭示出来，那就是：肯定冯友兰在哲学史和哲学创作领域的巨大贡献，也肯定他有过失误和悲哀，同时也肯定他有追求真理的顽强精神。应该说，这种评价是符合冯先生的人生真实和学术真实的，应该也能为多数学者所接受。比起将冯友兰解读为政治上的野心家或政治手腕高明者或政治上的趋炎附势者，或将冯友兰解读为学术上的脓包或不世出的大师，田先生的这种解读无疑更为公允和平实。另外，这部著作的平实、公允还体现在对一些材料的拣择上。比如，在钱钟书和冯友兰关系上有过一种说法——钱钟书指责过冯友兰“害人”，这种说法在前两年被一些报纸炒得沸沸扬扬。作为研究冯友兰的专家，田先生不可能没有听到过这种说法，但是在写《冯友兰传》时他没有引用这种说法，而是指出钱先生对冯友兰心存感激，并在冯先生去世后亲口对人说过“冯先生是我的恩师。”应该说，这种对材料的拣择就是以平实的态度（不是猎奇）和用公允的眼光（不是偏狭的视野）作出的。因为作为受过冯先生恩惠的学生，作为一个明白世事的学者，钱先生即使对冯先生有不满之处，这也不会是他对冯先生思想感情的主流，感谢冯先生倒应该是其中的主要方面。只有这样理解而不是将钱、冯关系恶化的理解才是既符合事实又符合事理的结论。田先生的这种处理体现出面对艰难问题时“抓大放小”的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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