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讯和交通等信息手段十分落后的古代社会,学术文化的传播一般是通过士人来直接实现的。他们总是怀着一种强烈的文化意识,自觉以传承为己任。这决定了他们在文化交流和变迁中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华民族学术文化融合、发展的每一页,都凝聚着他们的辛劳。但他们的命运又往往取决于大的社会环境,与统治者的文化修养、文化政策密切相关,所以,又总是坎坷曲折,充满荆棘。本书通过对中古江淮之间士人流动与文化交流的透视,展现的正是这样一幅生动而又包含几多辛酸的图画。本书前言这部题为《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的书稿编校整理大体告一段落,即将交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作为作者,需要将自己写作该书的立意、主要内容及相关感受略作说明。近十多年来,在历史学研究中,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比较受到重视。在这些领域中,学人们又特别注意将社会文化现象与特定的地域或人群、社会集团、社会阶层联系起来,作更深入、更广泛的综合性考察。这样的学术思路的转换,不仅使人们对许多历史现象获得了新的解释,而且大大地拓展了学术空间,“发现”了许多新的学术课题。每每地在报纸杂志上看到视角独到的论文,在书店里看到选题别致的学术著作,作为个中之人,我们自然会感受到这一时代学术思潮的涌动。当然,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任何所谓的新论,甚至所谓的新思潮、新方法,都有其历史的承继与归依。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上述学术现象固然是“新变”,但若追溯至20世纪30~40年代,则是对陈寅恪、汤用彤等学术大师研究路径及取向的一种“回归”。作为这个变动时代的一分子,我与同时代的大多数青年学者一样,在不断观察学术风尚变化的同时,思考和调整着自己的研究课题。作为一名中国“中古史”的研究者,我最关注的是当时的社会文化问题。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化(即强调文化的历时性发展与变化),一地域有一地域之文化(即强调文化的空间性分布与差异)。一般说来,人们对前者比较重视,而对后者则易于忽略。对地域社会发展处于关键时期的中古时代而言,以地域为中心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具体历史时期的内在特点决定着我们必须凸显这种“地域”视角和意识。确实,社会文化的形成、发展从来与地域因素不可分离。地域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有时甚至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便造成了各地区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多样化。历史越古老,时代越久远,文化的地域性差异便越明显。古人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风俗观便是对这一现象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