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笔者看来，前贤的研究也有着一些由客观原因造成的缺失，学科分类就是其一，以致前贤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只局限于某一个专题，有些还未能通读胡应麟的全部遗文，将其有关论述联系起来通盘考察。更有甚者，由于断代研究和断章取义等种种原因，本来是胡应麟的见解，却被误认为是他人的卓识高见而予以张冠李戴的表扬和称颂。笔者当然也不具备打通多学科的能力，只是逞牛犊初生之一时之勇，努力为之而已。笔者以前的学习研究，只是在尽力搞清胡应麟个人学术成就是什么样的问题，检阅前人的研究成果，基本上也都是这样。而这一次，在漆先生的耳提面命之下，在宋史研究中心求实创新的学风浸泡之下，横纵对比，力图全面揭示胡应麟在传统学术史研究中的历史地位，成为本书的惟一主题。而注意发掘胡应麟学术研究中的方法论因素，也是本书的一项基本内容。 第一章，简要介绍胡应麟的生平及其志趣，重点是在前人基础上，客观、全面而清晰地揭示胡应麟与王世贞交谊的真实情况，纠正前人的一些粗浅的表象认识和错误论断。 第二章，论述胡应麟对中国古典目录学史研究的贡献及其目录学思想。笔者认为，胡应麟首先是以一个目录学家和目录学史研究专家的身份出现的，他为了编撰一部反映明代图书情况的目录学著作，对中国古典目录学史进行了深入考察，这一工作是他所有学术研究的基石，因此本书的主体内容，首先是谈这一部分。涉及胡应麟有关著作的编纂情况，他的编目志向和编目实践，他对历代目录著作和图书分类方法的总结，他自己的图书分类方法，以及他对史志目录和各家书目的评价，对郑樵、马端临等重要目录学家进行的重点研究等内容。胡应麟通过对古典目录学发展情况的多方面探索，完成了对古典目录学史的第一次总结，他所涉及的内容，从方法论的意义上为后人奠定了如何考察古典目录学史的研究体系和基本格局。 对古典目录学史的研究探讨，促使胡应麟自觉地考察了古来图书事业的发展情况，这就是本书第三章的内容。胡应麟这一方面的考索研究，与他对古典目录学史的研究一样，对后世图书事业史研究基本思路和格局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第四章，考察胡应麟的文献辨伪学成就。包括对胡应麟之前文献辨伪情况的简要记述，胡应麟撰作辨伪专书的缘由，他对古来伪书类例的归纳，他在“熟读此书及诸书本末”的总原则下所总结的“辨伪八法”，他的辨伪态度、辨伪实践和辨伪特色等。胡应麟对伪书情况的考索，直接导源于他的目录学史研究。他是第一个对中国传统的文献辨伪展开了理论探讨和方法总结的学者，以其严谨求实的客观求真态度，对百余部古来伪书进行了真伪考辨，使其理论与实践有机统一起来，成为辨伪学史上的重要实践家。他的著作也成为近代以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辨伪学著作的范型，为文献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五章，考察胡应麟的史学贡献。按照胡应麟自己的分类，他并不是地道的史学家，而只能说是史学评论家。然而博学精思的治学气象，却使他的史学评论，无论是“三长二善”的史家修养论，还是史有别才论、史家多厄论以及对史学评论原则的探讨，都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他对史料、史注的认识及注释史书等史学实践活动，表明他并非只是空发议论，而是和史学实践紧密相连，反映出他治学崇尚实际的风格。而他的一些具体的史学评论，也多为后人所继承和发展。 胡应麟以考证为治学第一要素，他遇事皆考、凡事必考的治学特点，使其考证文字成为他学术研究的主体内容。本书第六、七两章就专门讨论胡应麟的各项考证工作。包括他对杨慎讹误的考证，他的历史考证、文献考证，及其考证精神、考证态度、考证原则和探讨学术规范等问题。在明代抄袭成风的学术氛围下，胡应麟能不为风气所囿，根柢群籍，发为文章，强调一家自得之学，为中国传统学术的正常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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