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语言学史

　　“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本书则是一本难得的写中国语言学史的书著作。本书前言学科。我们中国人自觉地对语言进行研究，起码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我国古代没有语言学（Linguistics）这个名称，只有所谓“小学”。“小学”的内容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广义语言学大致上相当。古人为什么要把语言文字之学称之为“小学”呢？这也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小学”原本是指八岁至十四岁的幼童读书的学校。《大戴礼记·保傅》：“及太子少长，知妃色，则人于小学。小者所学之宫也。”卢辩注：“古者太子八岁入小学，十五人太学也。”汉崔定《四民月令》说：“农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太学，学五经；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篇章”是指《苍颉篇》之类的识字课本。因《苍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故以“篇章”指代这类字书。在《汉书·艺文志》中，“小学”这个概念产生了新的意义，已由“学校”引申出“学科”的意思。《艺文志》说：“凡小学十家，三十五篇。”“小学”己成为一“家”之言，其内容全都是蒙童识字课本。《尔雅》、《小尔雅》这些书不算在“小学”家之类，其理由就是后来《隋书·经籍志》说的，“《尔雅》诸书，解古今之意”，故附经籍之后。可见，汉代所说的“小学”实际上只限于文字学，它的具体内容包括解释文字的形体结构（六书，六体）、“通知古今文字”，以及“正读”字音等。在《隋书·经籍志》中，“小学”这个概念又进一步扩大。其内容除字书之外，还包括训诂（如《说文》、《字林》等）、音韵等方面的著作，而《尔雅》、《小尔雅》、《方言》、《释名》等仍列入“经义”一类，不入“小学”之林。直到《旧唐书·经籍志》，才把《尔雅》等书列进“小学”一类，从此，“小学”的基本内容才确立下来。只不过在宋代，又有人把“小学”称之为“文字之学”。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说：文字之学凡有三：其一体制，谓点画有衡纵曲直之殊；其二训诂，谓称谓有古今雅俗之异；其三音韵，谓呼吸有清浊高下之不同。论体制之书，《说文》之类是也；论训诂之书，《尔雅》、《方言》之类是也，论音韵之书，沈约《四声谱》及西域反切之学是也。三者虽各一家，其实皆小学之类。晁公武把“小学”称之为“文字之学”，这说明古代的“小学”家并不把语言看做是自己研究的对象，即使在事实上研究的是语言问题，他们也是从文字的角度来看待这种研究的，晁公武所说的三个方面的内容，就是指的字形（体制）、字义（训诂）、字音（音韵），即通常所说的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由于古人认为“小学”就是“文字之学”，而且总是把“小学类”放在“经部”之中，因此，后人就产生了两种不正确的看法：一、19世纪以前，中国还没有语言学；二、“小学”是“经学”的附庸。古代的语言学不能算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第一种看法是受西方的影响产生的，第二种看法是古已有之。这两种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全对。关于中国古代有无语言学，这里有个标准问题。我们不应拿现代语言学的标准去衡量古代语言学，更不应该拿西方语言学的标准来硬套。我们应该从事实本身出发。我们的古人在东汉未年就已经能用二分法分析汉语的音节，从魏晋以后，就能很好地对汉语的声、韵、调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反映汉语实际语音系统的韵书（如六朝韵书以及《中原音韵》等），宋元时代又产生了声韵调相配合的等韵图，明清时代还产生了历史语音学，有的人己明确认识到：“今音不同唐音”，“唐音不同古音”，“音韵之不同必论其世。约而言之，唐虞夏商周秦汉初为一时，汉武帝后泊汉未为一时，魏晋宋齐梁陈隋为一时。”汉语音韵学的发展，从总的趋势来说，是和汉语语音的实际发展情况相符合的。在词汇研究方面，公元一世纪就产生了《方言》，二世纪末又产生了《释名》，这些著作基本上是以当时的口头词汇作为研究对象的，可见，我们的古人无论是对汉语语音的研究，还是对汉语词汇的研究，都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属于语言学性质的。就是在今天，我们仍然把这种性质的研究划在语言学的范围之内。古代语言学是否算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呢？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应当确立这样一些原则：当我们衡量一门学科是否具有独立的资格时，首先要看它有无独特的研究对象，其次要看它有无独特的研究方法，其次要看它有无独特的科学体系，其次要看它有无独特的研究成果。用这些原则来衡量一下，我们可以说，从汉代开始，语言学已经算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了。《方言》、《说文》、《释名》这三大名著的产生，就是语言学独立成为一门学科的标志。我们说杨雄、许慎、刘熙是语言学家，大概多数人是会赞同的吧。汉以后，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人从事语言学的研究工作，也可以说得上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像李登、张揖、沈约、颜之推、陆法言、陆德明、颜师古、徐铉、徐锴、吴域、韩道昭、周德清、陈第、方以智、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江有诰、陈澧、俞越、孙诒让等人，都是重要的语言学家。他们在汉语、汉字研究方面，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创造了一套完整的研究方法，形成了优良的传统。当然，他们在观点上、方法上，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在本书的有关章节中将会具体论述。另外，我们也应看到．古代的语言文字学和经学的关系的确非常密切，但古代哲学与经学的关系不是更为密切吗？就是史学、文学与经学的关系在先秦时代也不是那么分明的。《诗经》是道道地地的“经”，但它是不折不扣的文学作品，《书经》是道道地地的“经”，但又是不折不扣的历史著作。如果我们还跟古人一样，只在“经学”这个概念中兜圈子，不唯看不到语言学的独立存在，就连文史哲的独立存在也成问题了。就语言学的三个部门而言；也不可一概而论。训诂学与经学的关系最为密切，文字学次之，音韵学的研究成果可以用于“经学”，但音韵学的产生和发展跟经学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如《切韵》系韵书和《中原音韵》系韵书的存在，难道不是独立的吗，能说这些著作都是经学的附庸吗！有的人之所以不承认中国古代有语言学，不承认语言学的独立存在，一方面是受了“洋教条”或“土教条”的束缚；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方面，是对中国古代语言学没有作深入的研究。所以，我们要加强对语言学史的研究工作，要造就一批既懂得辩证法、唯物主义，又能贯通古今的语言学史工作者，要写出多种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中国古代语言学史》来。围绕着这个任务，我们有下面一些工作要做：用先进的理论作指导，对中国古代一些语言学名著重新进行整理；要把古代语言学著作的系统、流派清理出来，从理论上建立起历史的联系，弄清中国语言学史的一些基本规律；要开展断代语言学史的研究，如，“明代语言学史”、“清代语言学史”这样的题目，还从来没有人做过，做好这些题目，有利于对整个中国古代语言学生进行深透的研究；对古代语言学著作中的一些常见的名词术语要进行一番彻底的研究，基本名词术语搞不请，我们就难以对古人的学术成果作出准确的评价；要写好古代语言学家的评传。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要等这些工作全都做好了之后，才能动手去写一部《中国语言学史》。而是认为：这些工作是究究中国语语言学史的人应当做的。有一定数量的人来从事这种研究工作，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水平才会有一个很大的提高。有人问：研究中国语言学史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在这里，我谈点不成熟的意见：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每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应尊重自己的文化传统，继承并发扬自己优秀的文化传统。语言学史是整个文化史的一个部分，不仅研究汉语的人应了解汉语研究的历史，就是研究哲学史、文学艺术史的人，也应该对汉语研究的历史有一个起码的了解。传统语言学和现代语言学虽然观点、方法都很不一样，但历史的经验还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至少也应该把它放在跟介绍外来经验一样的位置上来对待。拿汉语史的研究来说，在很多方面就要利用古代语言学的成果，如果撇开这些成果，我们对汉语史的研究就会碰到很大的困难。研究语言学史还要解决一个分期的问题。本师王力先生在《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中将整个中国语言学史划分为两个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汉代到清代未年，第二阶段是从1899年别1949年。台湾省有位语言学家认为第二阶段（西学东渐的时期）的上限应提到明末。我个人认为这个意见不可取。明末至清代，某些西洋传教士和外交家，虽然也写了一些研究汉语的著作，中国的某些语言学家也接受了一些西方语言学的影响，但这并非主流，不应作为分期的根据。王力先生以《马氏文通》（1898年）作为两大阶段的分水岭是很正确的。因为《马氏文通》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它的出现，意味着古代语言学的终结，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开端。不过，我认为古代语言学史和现代语言学史应该分开来写，各自独立成篇。本书名为《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就整个中国语言学史（古代的、现代的）而言，它只写了第一个大阶段的内容。在这一阶段中，我又分为六个时期，即：先秦时期（？──公元前3世纪）；两汉时期（公元前2世纪──公元3世纪初）；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3世纪──公元6世纪）；隋唐宋时期（公元6世纪末──公元13世纪）；元明时期（公元13世纪中叶──公元17世纪初）；清代（公元17世纪中叶一公元19世纪）。古人在汉语研究中所造成的阶段性的特点，是我们进行分期的主要依据。先秦时代以研究事物名称为特色；两汉以研究文字、词汇为特色，魏晋南北朝是汉语语音研究的开始阶段，是词义研究进一步发展的阶段；隋唐宋是汉语语音研究趋向稳固、统一的阶段，在文字学、语义学方面没有取得什么象样的成就，元明时代的语音研究以面向实际为主要特色；清代以研究古音古义为根本特色，这是古代语言学进行大总结的时期。阶段的划分只能以反映某一时期的本质特征为原则，不可能照顾到各个方面，如拿等韵学的发展来说，应该是宋元算一个阶段，明清算一个阶段。而从全盘考虑，清代语言学不同于以往各代，特点很突出，应自成一段。我以为不必用绝对的观点来看待分期的问题，期与期之间不可能是一刀两断的，中间有过渡，有联系，不一致，这都是很自然的事，只要大致上合理，就不必斤斤计较了。一本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究竟应当怎么个写法才好呢？这个问题我也仔细琢磨过。首先，我以为跟哲学史、文学史的写法应有所不同，如在语言学史中就无须用很大的篇幅去讲作者的世界观，去分析作品的思想性，也不必费很多的笔墨去谈社会背景，但语言学又跟文学、哲学、佛学、经学等有密切的联系，把这些联系恰如其分地揭示出来，对研究古代文化史也不无裨益。其次，怎么写跟为谁而写是分不开的，本书是为大学生和具有同等水平的语文工作者而写的，这些同志一般都学过“音韵学”“汉语史”这样一些课，所以我要力避重复，凡是在这些课程中已经解决得很透的问题，本书就少谈或不谈，如《广韵》是古代语言学史中第一流的名著，本书只有儿句话就交代过去了，就是基于以上的考虑。第三，我以为不论怎么个写法，似乎都应当把各个时期的语言文字学原著放在中心地位来评说，离开了原著，

　　何九盈，湖南安仁县人，1932年生。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30多年来，何九盈致力于古汉语和汉语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古汉语音韵学述要》、《上古音》、《古韵通晓》、《古汉语词汇讲话》、《实用文盲词典》、《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另有学术论文数十篇。他的小传被收入多种辞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