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何为？（代序）美国比较文学家雷·韦勒克（ReneWellek）在其《文学理论》一书中论及比较文学学科时曾经说过，“这里推荐比较文学，当然并不含有忽视研究民族文学的意思。事实上，恰恰是‘文学的民族特性’以及各个民族对这个总的文学进程所做出的独特贡献应当被理解为比较文学的核心问题。”①我认为，韦勒克所说的这种民族文学的独特贡献，必须放在民族文学间的关系当中，在世界多民族文化发展的动态过程中来看待，即应当在世界文学和文化的多元的、整体的、系统的、变化的过程中来观察分析之。如果说，现代化本身就包含了所谓先发和后发型、内发和冲击型等不同的发展形态，而且事实上这两者之间又是相互依存的话，那么，作为对于现代性经验之表述和探索的文学，同样应当具备至少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性内涵，它体现在民族文学的总体特征上，就是表述现代化先发的、强势的、殖民地宗主国家（民族）的现代性经验，和后发的、弱势的、被殖民国家（民族）的现代性经验，以及在这两种经验表述中形成的两种类型（同时又各各不同）的表述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民族意识的持久的生命力、民方法与实践2族性与世界性的紧张、群体意识和个体独立性的矛盾、传统与现代的剧烈冲突、外来影响在文学资源中的突出地位、文学审美与文学功用的不断抵牾等等，都是后者所具有的独特的现代性经验组成元素，也是其民族文学相对于世界文学而言的独特贡献的体现。相对于现代化先发国家的西方文学而言，包括中国在内的弱势民族文学拥有更多、更丰富的现代民族文化交往（特别是民族和文化冲突）的经验，因为其交往和冲突的大部分历史事件（包括精神性事件），更大程度上是在这些民族文学和文化的“本土”展开，而且常常形成生死存亡的紧张局面，因此，这种文化和心理经验又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生死体验。这种经验在总体上包含着面对强势文化和文学的抵抗经验，而这种抵抗又不是简单的反对西方、反对列强，而是首先体现为向强势文化和文学的不断学习、模仿和对话，同时又在同处弱势地位的其他民族身上投射着某种强烈的认同情感，并在抵抗过程中不断地创造和体验，逐渐确立起民族的主体意识。在文化思潮和文学领域，这种抵抗和对话又常常是以激烈的剧变方式出现。在20世纪短短的百年间，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所有西方文化都成为现代中国引进和借鉴的对象，相对应的是，弱势民族文化的经验表述只能在这种强势文化引进和译介的缝隙中进行。历时性、多元化的思想、文化和文学资源在短时间内以共时的方式在同一个平面上展开，各种思潮之间的冲突矛盾便在所难免。我认为，探讨中国现代文化的特殊经验及其在文学中的表述，正是凸现中国文学现代性所具有的世界性因素最为关键的内容。在中外文学关系领域，研究20世纪中国大量译介各种外国文学，以及这些外来文学思潮和文学作品在中国所产生的影响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内容，而比较文学的译介学以及当代翻译文化理论所具有的启发意3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何为？（代序）义正在逐渐被国内的学界所意识。不过，外国文学的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实践活动，只有进一步与本土文学产生摩擦、冲撞、呼应和沟通，才能被后者真正接受，因此它还必须在完成文本的语言转换之后，进入本土文学思潮和创作实践的主体内部，从而获得动态的经典性质，即能够具有创生性的特质，并获得创生性的历史机遇。在决定外来文学思潮和创作进入译入语文化之后，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其创生性的诸多文化因素中，本土文化和文学的民族意识无疑是相当重要的内容，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空间里，它甚至是决定创生性的一种筛选机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现代化后发国家而言，不管处于什么样的国内形势和国际处境之下，民族意识总可以找到其存在的理由，也总是或多或少地决定和影响着对于外国文学的译介和接受，而对于同处于相似的现代化国际境遇下的其他弱势民族国家来说，他们之间文化、文学的交往和理解，在这一点上可以具有更多的共同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只有体现反抗殖民（或者后殖民）统治，表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一类主题的文学作品才是现代化后发国家（民族）文学之间的共同点，才是他们之间文学认同的前提。事实上，正是“弱势”和“后发”的国际处境，在民族意识觉醒的同时，激发了这些民族的世界意识，并且在这些民族内部的一批文化精英中，产生出超越性极强的世界主义者，比如印度的泰戈尔、中国的鲁迅、捷克的昆德拉等等，这些人往往接受过殖民或半殖民的双语教育，对于民族文化的生死体验有着敏感的领悟，又具有比较开阔的世界文化视野。因此，确切地说，正是民族意识和世界意识的制约并存、起伏交错和矛盾冲突，才是弱势民族所面临的一个共同生存处境，而如何突破西方民族主义逻辑，开辟人类文化的未来，才是他们需要共同应对的文化和文学问题。因此，与是否体现了反抗殖民（和方法与实践4后殖民）统治，是否表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主题相比，是否体现民族意识和世界意识的制约并存、起伏交错和矛盾冲突，是否为这种矛盾、悖论和焦虑寻找到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则更加集中地体现了在本土文化规范之下外来文学创生性能否发挥的筛选功能。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演进的历程，尽管文学环境在这一百年中发生了重大的变动，但不管是摆脱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还是建构民族国家、巩固民族政权、建设民族文化，民族意识都有它存在的合理性，文学中的民族意识表现也一直是重要的精神内涵。问题是，在中外文学关系中，文化逻辑和文学逻辑并不总是统一的。外来文学的译介和接受，果然不能无视文化环境和文化逻辑，但文学和审美逻辑同样是决定外来文学创生性的决定性因素。假如仅仅为了满足后者激发接受主体的某种民族文化情感，那么，这样的文学译介很可能会忽略文本在艺术上的审美独创性，而成为一个单纯的思想或者文化事件，从而不能真正为本土文学提供新的动态的经典因素。美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詹姆逊（FredricJameson）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中，这样概括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普遍执著的民族意识：他们“执著地希望回归到自己的民族环境之中。他们反复提到自己国家的名字，注意到‘我们’这一集合词：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应该怎样做、我们不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如何能够比这个民族或那个民族做得更好、我们具备自己的特性，总之，我们把问题提到了‘人民’的高度上。”①但是，这些让美国知识分子觉得已经被合理地清算了的问题，在第三世界里（同时也在第二世界5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何为？（代序）的主要地区里）某种民族主义是十分重要的。他还将第三世界文本中的自我指涉机制归结为“民族寓言”，而认为这种机制与西方文本中的自我指涉机制不同。他用黑格尔关于奴隶与奴隶主关系的比喻，论述东西方（强弱民族）之间的关系和这两种指涉机制的差异。因为“只有奴隶才真正懂得什么是现实和抵抗;只有奴隶才能够取得对自己情况的真正‘境遇意识’（situationalconsciousness），因为正是他的境遇意识他才受到惩罚。然而奴隶主却患了理想主义的不治之症———他奢侈地享受一种无固定位置的自由。在那种自由里，任何关于他自己具体情况的意识如同梦幻般地溜掉了”，所以，“第三世界文化中的寓言性质，讲述关于一个人和个人经验的故事时，最终包含了对整个集体本身的经验的艰难叙述。”①尽管詹姆逊是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在强—弱势民族文化的关系中反思和检讨西方文化主体的内在分裂性及其幻视性，也就是说，詹姆逊的批判锋芒所指，是西方当代文化的某种盲点和缺陷，是为了解决西方文化自身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提示我们，弱势文化及其表述正是因为处于被压迫的境遇，所以更能够体验和表达自身的真实处境。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因为“这种奴隶的意识并不是在这一或那一瞬间害怕这个或那个灾难，而是对他的整个存在怀着恐惧。因为他曾经感受过死的恐惧、对绝对主人的恐惧。死的恐惧在他的经验中曾经渗透进他的内在灵魂，曾经震撼过他的整个躯体，并且一切固定的规章命令都使得他发抖”②。“死的恐惧”在黑格尔的话里主要还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但方法与实践6它形象地喻指了弱势民族文学中所包含着的特殊的现代性体验，而对于这种特殊体验的表达和言说，是无法由旁人替代的。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中，这种体验既体现在中国作家主体的创作实践中，同时也体现在对于外来文学思潮的译介和接受过程中;既包含在西方强势文化和文学的影响和接受活动中，也包含在中国文化主体对于弱势民族文学的译介这一跨语际文化实践活动中，而尤其集中地体现在对那些被引入汉语世界，曾经激起中国现当代作家极大创作灵感的弱势民族优秀作家接受过程中。在这个意义上，从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角度关注中国现代意识主体的建构过程，具有其独特的意义，至少它可以使我们更完备地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地位和特点，也可以更好地揭示中国主体的现代性的特殊内涵。同时，以这样的问题意识去考察中国文学的创作，也可以揭示创作主体在这一方面的一贯努力及其具体的历史展开情形，从而为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确立更为高远的目标和更加有效的方法。因此，所谓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正是中国近代以来在现代化的艰难曲折的进程中民族文化特殊经验的艺术表达。而在中国文学中发掘和揭示这种特殊的经验内涵及其表达方式，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目标，更应是作为两者交叉领域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关键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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