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中，一度被出版家描绘为“卢布尔雅那巨人”的斯拉沃热·齐泽克，强化了他最近著作中更为明显的政治轨迹。齐泽克对集权主义普遍的一致看法提出了异议，它们包括作为最高级的恶魔般的大屠杀；劳动营和社会工程计划的所谓真理；在多元文化主义中始终受到抵抗的种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他最终显示了集权主义幽灵现存的几种形态。集权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概念一直有着明确的策略上的功能：通过消除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批评——它是右翼法西斯主义集权统治的对应面和孪生子，来认可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霸权。这种策略企图将集权主义与斯大林体制相等同，而为资本的权力作辩护。尽管斯大林体制带来了恐怖和痛苦，但是这个失败的革命计划并不能否定社会主义理想本身的人价值。集权主义的最终根源是思想的本体论意义上的封闭。在探索以上问题的类似之处时，齐泽克的结论是：恶魔与其存在于集权主义制度的局部，不如说存在于使集权主义成为现实的东西当中。本书并不是要系统地阐述集权主义的历史，而是试图追寻这一普遍概念中某一具体内容到另一具体内容的辩证运动，即由黑格尔所说的“具体普遍性”构成的运动。集权主义作为一个意识形态化的概念，有着精确的战略功能。齐泽克展示了该词在历史上的使用语境，以维特根斯坦的方式呈现了这一关键词“家族相似”的网络特征。他认为关于集权主义的流行共识中，总是由下面四件事情之一界定的：最终的大屠杀、恶魔般的邪恶、古拉格、新近伦理宗教方面争取多元文化主义宽容的运动。解构主义者认为集权主义是思想的本体论终结或对于不能复归的人类存在鸿沟的拒绝。齐泽克倾向于认为，真正的邪恶既存在于集权主义的组成部分，更存在于自由民主主义对于集权主义的指派权力自身。齐泽克指出：集权主义从发端伊始至今一直是一种权宜之计。本书前言在“中国调味品”绿茶包装袋上有一段宣传其益处的简短说明：“绿茶是抗氧化剂的天然资源，可以中和人体内一种被称作游离基的有害分子。通过抑制游离基，抗氧化剂可以帮助人体保持其自然健康状态。”将这一说明稍作修改，不是可以说，集权主义这一概念就是主要的意识形态抗氧化剂之一吗？其整个生涯的作用不就是抑制游离基，从而帮助社会机体保持良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状态吗？与社会生活本身的情况一样，当今自称“激进的”学术界充满了不成文的规则和禁令——虽然从来没有人明确地陈述过这些规则，但是，不遵循这些规则的话，便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这些不成文规则中有一条涉及到这样一种无人质疑的普遍存在的现象，即将某人的立场“背景化”或“定位”。在辩论中最容易自动得分的方法是宣称对方的立场没有“置于”一个恰当的历史背景中：“你谈到女人——哪一种女人？世上没有你说的那种女人，因此，你有关女人笼而统之的说法，尽管它非常明显是完全中性的，难道不是在特准某些特定的女人而排除其他女人吗？”尽管这段话包含了显而易见的真理因素，为什么如此激进的历史化会是错误的呢？因为今天（晚期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社会现实本身就是被马克思所说的“现实抽象”力量所统治：资本的流通是激进的“无领土化”（引用德勒兹的话）思想的推动力量，这种“无领土化”的根本功能就是主动地无视具体的条件，因此也无法在这些条件中“生根”。正如在标准的意识形态中的情况一样，它不再具有普遍性，这种普遍性遮蔽了对它的不公平性的曲解，遮蔽了它对特定内容的曲解；更确切地说，它的真正意图是要找出具体根源，从意识形态上遮蔽社会现实中盛行的“现实抽象”。在过去10年里，这些规则中的另外一条是汉娜·阿伦特的权威上升到高不可及的地步，成了一个转折点。直到20年前，左翼激进分子还将她视为“集权主义”（这是西方在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中使用的主要武器）概念的执行人而拒绝接受她。在20世纪70年代的某个文化研讨会上，如果有人被天真地问道，“你的论点与阿伦特的有什么不同吗？”这无疑说明被问的人麻烦大了。但是，今天，人们应该怀着敬意善待她——即使那些因其基本取向不同，可能会反对阿伦特的学者们（精神分析学家，如朱丽娅·克里斯特娃，因为阿伦特拒绝接受精神分析学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追随者，如理查德·伯恩斯坦，因为阿伦特对阿多诺的极度敌意）也在从事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使阿伦特与他们所信奉的基本理论保持一致——表明左派接受了自由主义民主（与“集权主义”相对的“民主”，等等）的基本坐标，现在正努力在这个空间之内重新定义它的位置（和对立面）。因此，首先要做的事情是无所畏惧地违反这些自由主义的禁忌：即使有人被指责为“反民主”、“集权主义”，那又有什么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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